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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玉武||法庭警权规制：戴克诉密苏里州案（Deck v. Missouri）||比较法刑辩


徒法不能自行
2026-07-29 14:44·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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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警权规制：戴克诉密苏里州案（Deck v. Missouri）

——尊严、偏见与正当程序

摘要：

200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的戴克诉密苏里州案（Deck v. Missouri, 544 U.S. 622），是现代刑事诉讼法与宪法正当程序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例。最高法院以 7票赞成、2 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裁定：在缺乏针对特定被告人安全风险的个案审查与个别化裁决（Individualized Finding）的情况下，在刑事审判的定罪阶段以及死刑量刑阶段向陪审团展示被施加脚镣、手铐或腰链等可见性戒具（Visible Shackles）的被告人，直接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

本文从戴克案的案情经过与诉讼轨迹切入，深度拆解法警权力与被告人基本权利的宪法博弈；系统剖析布雷耶大法官（Justice Stephen Breyer）执笔的多数派意见书所确立的三大宪法支柱——无罪推定与陪审团偏见之防范、协助辩护权之保障、以及司法程序的尊严与庄重性；批判性审视托马斯大法官（Justice Clarence Thomas）代表的原旨主义异见；并进一步探讨该判决在隐蔽戒具规制、无害错误审查标准以及全球比较法（如欧洲人权法院判例及我国法庭规则改革）中的深远理论辐射。

关键词：戴克诉密苏里州案（Deck v. Missouri）；正当程序；法庭械具；无罪推定；司法尊严；法庭警察权；比较法

一、导论：法庭械具的政治隐喻与宪法正当程序的碰撞

在现代刑事司法中，法庭不仅是查明案情、适用法律的物理空间，更是展示国家公权力合法性、宣示法治尊严与人权保障的宪制舞台。在这个高度符号化的空间里，被告人的外在形象——包括其穿着（狱服还是便服）、身体约束状态（是否佩戴手铐、脚镣或腰链）——直接向陪审团和法庭观察者传递着关于其危险性、道德罪责与法律地位的隐性信息。

历史上，将刑事被告人戴上重枷或铁镣推上法庭，曾被视为防范逃脱与治安控制的常态手段。然而，随着普通法系正当程序理念的演进，司法界逐渐意识到：对被告人身体施加的物理限制，绝非纯粹的“技术性安保措施”，而是深刻干预审判公正性与道德正当性的国家强制力。

2005年，联邦最高法院对戴克诉密苏里州案（Deck v. Missouri）的判决，彻底重塑了美国刑事法庭警权的边界。该案不仅将源自英国普通法的“禁止强加法庭戒具原则”提升为宪法正当程序的核心要义，更首次将其明确延伸至死刑审判的量刑阶段（Penalty Phase）。戴克案确立了一项基本的宪法预设：法庭内默认禁止使用可见性戒具；任何对该原则的偏离，均须经过法官基于特定事实的司法审查与个别化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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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戴克案的案情经过与诉讼轨迹

2.1案情背景与多次审判

本案被告人卡曼·戴克（Carman L. Deck）于1996年在密苏里州抢劫并杀害了一对老年夫妇。在随后的刑事诉讼中，密苏里州陪审团裁定其一级谋杀罪名成立，并判处死刑。然而，因辩护律师在量刑阶段存在无效辩护（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等程序瑕疵，密苏里州最高法院先后两次撤销了对戴克的死刑判决，并指令重开量刑审判（Penalty Phase Rehearing）。

2003年，密苏里州初审法院进行第三次死刑量刑审判。与定罪阶段不同，此时戴克的“一级谋杀罪”已由先前的生效裁决确定，本轮陪审团的唯一职责是在“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与“死刑”之间做出决择。

2.2戒具争议与初审法官的裁量失当

在第三次量刑审判期间，法警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强行要求戴克佩戴重型可见性械具——包括脚镣（Leg Irons）、手铐（Handcuffs）以及固定在腰部的腰链（Belly Chain）。

在陪审团进场前及庭审过程中，戴克的辩护律师多次提出书面与口头异议，明确主张：


重型戒具在陪审团面前暴露，将严重诱导陪审团认定戴克是一个“极其危险且无法控制的暴力恶徒”，从而致命性地偏向判处死刑；

约束装备限制了戴克与辩护律师在案卷材料上进行书面交流或即时沟通的能力；

戴克在先前的庭审和羁押期间从未有过暴力抗法、企图逃脱或破坏法庭秩序的行为记录。


然而，初审法官拒绝了辩护律师的异议，且未在庭审笔录中提出任何针对戴克个人具有现实危险性或逃脱风险的具体事实依据（No Defendant-Specific Finding）。初审法官仅以“密苏里州高安全级别羁押犯在法庭上的常规安保要求”为由，全盘维持了法警的佩戴戒具决定。最终，陪审团再次判处戴克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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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密苏里州最高法院的维持与联邦最高法院的调卷审查

戴克上诉至密苏里州最高法院，主张初审法官在量刑阶段强加可见性戒具违反了宪法正当程序。密苏里州最高法院以 4票对 3票维持了死刑判决。多数派法官认为：


戴克的无罪推定在定罪阶段完成后已不复存在；

陪审团已经知道戴克是一名被确证的谋杀犯，因此械具对其造成的偏见已大幅降低；

初审法官在维持法庭安全方面享有广泛的裁量权。


联邦最高法院随后签发调卷令（Certiorari），决定审理本案，以解决各州及联邦上诉法院在“死刑量刑阶段能否常规使用可见性戒具”这一重大宪法问题上的规则分裂。

三、多数派意见的法理构造与宪法支柱

2005年5月23日，联邦最高法院以 7 票对 2 票做出判决，撤销密苏里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并将案件发回重审。布雷耶大法官（Justice Stephen Breyer）撰写了多数派意见书（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以及奥康纳、斯蒂芬斯、肯尼迪、苏特、金斯伯格大法官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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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英国普通法的历史渊源

布雷耶大法官在意见书中首先追溯了普通法长达数百年的历史传统。在英国普通法早期，爱德华·科克爵士（Sir Edward Coke）与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等权威学者即明确指出：

“被告人在被带到法庭受审时，不得佩戴铁镣或任何约束装备，除非存在极大的逃脱危险……因为铁镣不仅给被告人带来身体上的痛苦，更会摧残其精神，妨碍其有效行使辩护权。”（Blackstone’s Commentaries）

联邦最高法院指出，这一普通法传统在19世纪已被美国各州司法实践普遍吸收。早在Illinois v. Allen (1970) 和Holbrook v. Flynn (1986) 案中，最高法院就已明确：在定罪阶段，迫使被告人佩戴可见性械具是一种“固有偏见性”（Inherently Prejudicial）的做法，只能作为最后的安保手段（Last Resort）。

3.2保护被告人权益的三大宪法支柱

布雷耶大法官将禁止常规使用可见性戒具的宪法依据，凝练为三大相互关联的宪法支柱：

支柱一：无罪推定与陪审团偏见的防范（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无罪推定是正当程序条款的核心。当被告人被戴上手铐和脚镣出现在陪审团面前时，这一形象无声地向陪审员传递了一个强烈的暗示——“这是一个危险的、被执法机关认定具有极高威胁的犯罪分子”。这种视觉上的心理暗示会潜移默化地破坏陪审团保持客观中立的宪法义务，侵蚀无罪推定原则的基石。

支柱二：协助辩护权与有效诉讼参与（Right to Counsel）

第六修正案保障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协助的权利。重型械具（尤其是手铐和腰链）不仅造成物理上的剧烈不适，更直接阻涉被告人与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的即时交流。被告人无法方便地记录笔记、查阅案卷材料、或与身旁的律师进行隐私性的口头沟通，从而削弱了其宪法赋予的防御能力。

3.司法审判的尊严与庄重性（Dignity and Decorum of the Judicial Process）

正当程序不仅关乎个案裁判的准确性，更关乎司法制度本身的道德权威。法院是举行公正审判的文明殿堂，而非武装羁押的场所。在公开法庭上将未经司法审查的被告人如野兽般用铁链束缚，严重损害了司法审判应当具备的庄重、理性与人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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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规则向“死刑量刑阶段”的延伸

密苏里州检方的主要抗辩理由是：在量刑阶段，被告人的罪名已定，无罪推定已不复存在，因此前述规则不应适用。

布雷耶大法官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严密的反驳。最高法院指出：尽管无罪推定在量刑阶段不再适用，但正当程序对审判公正性的要求在死刑量刑阶段不仅没有降低，反而达到了最高峰（Death is Different）。


未来危险性是量刑的核心考量：在死刑量刑审判中，陪审团必须在“死刑”与“无期徒刑”之间抉择。陪审员裁量的重要维度之一，就是评估被告人是否具有“未来危险性”（Future Dangerousness）以及是否极其残忍。此时，让被告人身锁重镣出现在法庭上，相当于向陪审团提供了一份无需质证的“动态证据”，直接暗示该被告人极其危险、甚至在监狱闭环环境中也无法被有效控制。

生命权益的终极性要求极高的程序精确度：联邦最高法院在Eighth Amendment判例法系中始终强调，死刑判决的裁定必须基于准确、中立、无偏见的审理。可见性械具所引入的不当偏见风险，直接危及死刑量刑的宪法有效性。


3.4司法审查的例外标准：个别化裁定（Individualized Finding）

戴克案并未绝对禁止在法庭上使用戒具。多数派意见做出了精细的权衡，确立了“原则禁止，例外须审查”的法律框架：


默认原则（General Rule：无需证明即可适用——法庭内不得使用可见性戒具。

例外情形（Exception：初审法官在行使裁量权后认为存在“具体的国家利益”（Specific State Interest），如特定的逃脱风险、暴力倾向或破坏法庭秩序的危险。

程序要件（Procedural Mandatory Requirement：法官必须建立个别化记录（Individualized Record。法官不能依凭普适性的警察部门内部规定，而必须基于该特定被告人本人的危险事实（如狱中暴力记录、逃跑企图、当庭威胁言论等），在法庭笔录中详细阐明使用戒具的裁量理由。


在戴克案中，初审法官完全未能提出针对戴克本人的危险性认定，因此，对其施加可见性戒具的行为直接构成了违宪。

四、托马斯大法官异见书的批判性拆解

在本案中，托马斯大法官（Justice Clarence Thomas）撰写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异见书（Justice Antonin Scalia 赞同），对多数派意见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拆解托马斯大法官的异见，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美国宪法解释学中的基本路线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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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历史原旨主义（Originalism）的分歧

托马斯大法官通过对18世纪与19世纪普通法文献的梳理主张：普通法上禁止给被告人戴枷锁的规则，其最初的渊源是为了防止被告人在法庭上遭受“物理上的剧烈疼痛（Physical Pain and Torture）”，并确保其能清醒地参与答辩（Arraignment）。更重要的是，托马斯认为这一规则历史上仅适用于未被定罪的被告人。

托马斯指出，在死刑量刑阶段，戴克已经被裁定犯有一级谋杀罪，其身份已从“被控无辜者”转变为“已被确证的杀人犯”。因此，普通法关于无罪推定的传统规则不应强行套用到已定罪犯人的量刑程序中。

4.2警权安全与法庭裁量权的倾斜

异见书高度关注法庭安全风险。托马斯指出，面对一个已被证实杀害两名无辜老人的极度危险犯罪分子，初审法官和法警在法庭空间内面临着真实的人身威胁。要求初审法官在每一个个案中都出具高标准的“危险性证据”，是对法庭警权的不当束缚。异见书主张，只要初审法官没有达到“显失公平”的程度，最高法院就应当尊重初审法官维护法庭秩序的绝对裁量权。

4.3对异见逻辑的理论反驳

多数派意见及后续宪法学者对托马斯的异见作出了有力的反驳：


历史的静态理解忽略了正当程序的动态演进：正当程序并非固化于1791年的机械规则，而是体现文明社会不断演进的尊严标准（Evolving Standards of Decency）。

忽视了死刑量刑阶段的特殊宪法地位：现代死刑诉讼采取了“定罪与量刑双重分立程序”（Bifurcated Trial System），这一制度在18世纪的普通法中并不存在。既然量刑阶段是一个独立的、由陪审团决定生死的重要裁决过程，将定罪后的被告人直接视同“毫无宪法保护的既决犯”，是对现代死刑正当程序教义学的切割。


五、戴克判决的深层宪法意义与理论辐射

戴克诉密苏里州案的判决不仅解决了一个死刑个案的去留，更为现代公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贡献了深厚的理论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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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司法尊严理论（Constitutional Dignity）的宪法确立

在戴克案之前，正当程序条款的适用往往侧重于“结果准确性”（Outcome Accuracy）——即某种程序瑕疵是否导致了错判。然而，戴克案将司法程序的尊严与庄重性提升为一项独立的宪法价值。

布雷耶大法官明确指出，即便一个被告人罪大恶极、即便其罪证确凿，法庭也不能以践踏人类基本尊严的方式对其进行审判。法庭内的尊严不仅是赋予被告人的权利，更是法律制度自我维持其公信力与文明属性的基石。这一论述为后来的宪法尊严理论（Dignity-based Constitutionalism）提供了坚实的判例支撑。

5.2司法权对法庭安保惯例的审查突破

在许多司法辖区，法警部门（US Marshals 或地方治安官）往往习惯于制定统一的、行政化的安保标准（例如：“所有涉嫌暴力犯罪的被告人出庭必须加戴脚镣”）。

戴克案彻底击碎了行政与执法部门的这一惯例。判决明确：法庭安保权必须服从于宪法审判权，法警的安保意见不能替代法官的司法裁决。法官不得懒惰地“套用”治安部门的统一行政规定，而必须履行独立的司法审查职责，针对特定被告人的特定行为作出司法认定。这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执法权力的宪法监督。

5.3心理学“隐性偏见”的法律认可

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判断极易受到视觉刺激形成的“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与隐性偏见影响。当陪审员在数十天的庭审中始终看到被告人被铁链锁住时，无论法官在主审指示中如何强调“不得因械具产生偏见”，这种视觉上的危险暗示都已深刻印入陪审员的潜意识中。

戴克案标志着联邦最高法院正式采纳了这一心理学见解，将“可见性戒具”定性为一种具有固有偏见性（Inherently Prejudicial）的非法心理暗示，从而在宪法层面上禁止了这种隐性偏见对陪审团裁决的污染。

六、戴克案后美国法系的后续演进与实践困局

戴克案确立了宪法规则，但在其后的二十余年中，美国联邦及各州法院在贯彻该裁定时，遇到了新的法律与技术挑战。

6.1审查两步法（Two-Step Inquiry）的形成

各级法院在适用戴克案判例时，逐渐发展出一套标准化的“两步审查法”：

第一步：必要性审查(Necessity Inquiry)

法官必须举行听证会，审查被告人是否存在特定危险事实（逃脱史、当庭威胁、暴力记录）。

第二步：最小侵害手段审查(Least Restrictive Means Inquiry)

即便存在安全风险，法官亦须审查是否存在“不可见”的安保替代方案（如隐蔽式腿部固定器、增加室内平民服装法警）。

6.2隐蔽式戒具与“电击带”（Stun Belts）的技术争议

随着技术的进步，执法部门开发出了各种“不可见戒具”（Invisible Restraints），其中最具争议的是远程控制电击带（Stun Belts）和穿在裤子里面的隐蔽式腿部支架（Leg Braces）。

在United States v. Durham, 287 F.3d 1297 (11th Cir. 2002) 等后续判例中，上诉法院指出：虽然电击带对陪审团是隐蔽的（避免了偏见支柱的破损），但由于被告人时刻处于可能遭受高压电击的极度恐惧中，这极大地破坏了其集中精力参与庭审、与律师沟通的能力（损害了辩护权与尊严支柱）。因此，戴克案的原则被许多法院延伸适用至电击带等隐蔽械具的滥用。

6.3联邦人身保护令中的“无害错误”（Harmless Error）审查门槛

在戴克案确立违宪标准后，大量的州刑事服刑人员通过联邦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提出申诉，主张其当年受审时佩戴了戒具。

然而，在Fry v. Pliler, 551 U.S. 112 (2007) 等后续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限定了戴克案在事后救济中的适用：在联邦人身保护令诉讼中，申请人不仅要证明初审法院违反了戴克案（错误使用可见戒具），还必须满足Brecht v. Abrahamson案确立的严格标准——即证明该违宪戒具的使用对陪审团的裁决产生了“实质性且有害的影响或作用”（Substantial and Injurious Effect or Influence）。这一无害错误标准使得许多历史积案难以仅凭“曾戴脚镣受审”直接获得改判。

七、比较法视阈：戴克案对全球法治与中国法庭警权规制的启示

戴克诉密苏里州案所探讨的法理问题具有高度的普适性。将戴克案置于全球比较法的框架下，能够为理解法庭警权与正当程序提供更广阔的视角。

7.1欧洲人权法院（ECtHR）的判例参照：玻璃被告席与手铐

在欧洲人权法体系中，对法庭戒具及身体约束的控制同样严厉，其宪法依据主要是《欧洲人权公约》（ECHR）第3条（禁止酷刑及非人道或屈辱之待遇）与第6条（公平审判权）。


Svinarenko and Slyusarev v. Russia[GC] (2014)：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裁定，将刑事被告人关押在法庭内部的金属栅栏或玻璃被告舱（Metal Cages / Glass Docks）中受审，且缺乏特定安全风险证据，构成了对《公约》第3条（禁止屈辱性待遇）的违反。

Gorlov and Others v. Russia(2019)：ECtHR 明确指出，在法庭审理期间对被告人常态化使用手铐，若无具体的危险性评估，构成对人权公约的侵犯。


这表明，无论是在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审判模式下（侧重防范陪审团偏见），还是在大陆法系的法官审判模式下（侧重防范非人道屈辱待遇），限制法庭警权、保障被告人法庭姿态的尊严，已成为全球通行的法治标准。

┌── 美国（戴克案） ──► 依据第五/十四修正案 ──► 核心：防范陪审团偏见 + 司法尊严

全球比较法 ──┼── 欧洲（ECtHR） ──► 依据 ECHR 第3/6条──────► 核心：禁止非人道/屈辱待遇 + 公平审判

└── 中国（法庭规则）──► 依据刑事诉讼法/法庭规则 ──► 核心：受审姿态改革 + 尊严保障

7.2对我国法庭警权规制与被告人出庭形象改革的启示

我国传统刑事审判中，被告人出庭时普遍穿着监管机构的印字马甲（狱服），并佩戴手铐甚至脚镣受审。这一现象曾引发法学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反思。

借鉴戴克案等国际法治经验，我国近年来推动了深刻的法庭审判人权保障改革：

1.被告人出庭受审告别“狱服”与常规械具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出庭受审时不穿着监管机构服装受审的通知》，明确规定被告人出庭受审时可穿着便服。

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2016年修订）第13条进一步明确：

“刑事被告人出庭受审时，不得佩戴械具，但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人身危险性大，可能逃跑、自杀、自残或者实施其他危险行为的除外。”

2.戴克案教义对我国法庭警权落地的深层参照

尽管我国立法已确立了“出庭不戴械具”的原则，但对比戴克案的规则细致度，我国司法实践仍有深化改进的空间：


构建个别化裁定与法庭留痕机制：在我国部分地方实践中，司法警察决定是否给被告人戴手铐仍具有一定的行政随意性。应参照戴克案，确立“警权申请—法官裁定—笔录留痕”的法定程序。法警若认为被告人具有人身危险性，必须向审判长提出书面或口头申请；审判长须在法庭笔录中详细记录批准使用械具的具体事实依据，接受当事人及辩护律师的现场异议。

延伸至异议复议与司法救济：当辩护律师对法庭使用械具提出异议被审判长驳回时，应建立即时复议或将其纳入上诉审查范围，确保被告人的受审尊严与诉讼参与权得到司法闭环保障。


八、结语：正义的客观载体与法治文明的终极尺度

卡曼·戴克（Carman Deck）案的被告人绝非一名社会意义上的“英雄”或“无辜者”——他是一名犯下残酷剥夺他人生命罪行的重犯。然而，联邦最高法院恰恰是在处理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被告人的生命裁决时，庄严地重申了宪法正当程序对所有人的无差别庇护。

这正是戴克诉密苏里州案最为震撼人心的宪法意义：正当程序与法治尊严的真正试金石，不在于我们如何对待一个受人尊重的文明绅士，而在于我们在使用国家强制力审判一个最受唾弃的被告人时，是否依然能够克制警察权的傲慢，严格恪守法律的边界。

划定法庭警权的边界，绝不意味着忽视法庭安全，而是要求将安保权严格置于司法权的理性约束之下。可见性戒具的默认禁止、司法裁量的个别化证明要求、以及对司法程序庄重性的宪法捍卫，构成了戴克案留给现代刑事司法体系最宝贵的制度遗产。在正义的物理与精神载体中，法庭应当是用理性、证据和程序进行辩论的场所，而非用铁镣与恐怖预先设定罪责的刑场。这不仅是对被告人基本人权的保障，更是法治文明自我期许与维持尊严的终极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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