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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冬梅| 加速时代的生命自觉


联忠评戏
2026-07-30 12:16·福建·优质艺术领域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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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冬梅，文学博士。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在《复旦学报》《中国文艺评论》《人民日报》《文艺报》等各大报刊发表学术作品三十多万字。曾获第五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奖和福建优秀文艺作品奖。

加速时代的生命自觉

时间裹挟着我们，在加速度的轨道上疾驰。“把自己重新养一遍”，这个说法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被反复提及，成为无数人自我疗愈的旗帜。我理解这种渴望，也身处其中。然而，当“重养自己一遍”渐成流量密码，那些“治愈系”网红打卡、“爱你老己”的购物清单，便悄然复制了加速时代的逻辑：快速见效、即时满足、可量化回报。这恰恰是我最警惕的。倘若“重养”仅仅止步于物质补偿，便把它说小了。作为文学批评者，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生命的自觉”。它区别于心理学上侧重察觉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对生命来处和深处的回望，是主动、持续地参与对自身生命的塑造，辨认出那些伪装成“自我关怀”的自我剥削。

泉州古称刺桐，是一座向海而生的城。我在此工作生活，倏忽已近二十载。这座古城予我万般教益，而其间最珍贵的，是关于“生长”的节奏。刺桐花年复一年地红，蚵壳厝被海风啃噬又被时间加固，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养育这座城。那种缓慢而有力的生长，后来成了我理解“把自己重新养一遍”的隐秘参照。

一、根系

二〇〇七年的冬天，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停止”的意味。

那年初，经猎头公司引荐，我从厦门被聘至泉州，入职当地一家知名房企。坦白说，当时我对泉州并没有太多感觉，只当是待上几年的创业热土罢了。二〇〇七年，全国楼市正一片沸腾，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却骤然降临。彼时的泉州，与全球经济大势同频。我所在的企业，亦难幸免。这场变局来得毫无征兆，身为集团副总，我深知，此时若不逆势破局，企业恐将难逃厄运。大潮之下，唯有奋楫争先。我带着团队一遍遍修改、优化设计图，市场拓客，每天睡眠不足五小时，只想在市场惊涛骇浪中，为企业稳住航向。

办公室窗外那棵刺桐树，叶子落尽，枝丫如铁，像某种不祥的隐喻。但我无暇看它。我太忙了，忙到忘记了树在冬天会落叶，忘记了人也会。

闽南的土地从不慷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吝啬刻在每一寸土地上。先人们学会向海讨生活，把船驶出港湾，驶向不可知的黑潮。“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基因，流淌在每一个闽南人的血脉里。闽南文化中的“拼”，本是在资源匮乏的生存压力下形成的集体智慧——向海讨生活，从浪头里抢回一家人的口粮。可当我坐在办公室里，面对永远清不完的待办事项，面对OA系统里深夜仍在弹出的审批流程，那种“不要命”的搏浪，早已从向海讨生活变成了向系统讨认可。海洋的不可预测性，被转化为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浪头的危险，化作业绩竞争的恐惧。闽南人从不相信命运会主动馈赠，这句话在两种语境下都成立，但馈赠的主体已经悄然置换：从前是海神，如今是绩效。全球化浪潮、绩效社会的竞技场、资本的无序扩张都成了另一种“潮头”，逼着每一个现代人拼命划水，不断加速。

秉持着“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的信念，我经手的项目突破了层层难关，成为当年泉州地区唯一获批贷款的地产企业。文件落在案头时，我恰好抬头，看见了窗外的刺桐花。那是我第一次认真看它。那个冬天之后，我每年都会留意刺桐开花的过程。它不是慢慢开的，可能在某个你忘记留意的瞬间，忽然烧红了整棵树。不需要催促，不需要灌溉，只是在恰当的时候，用尽全力地绽放。然后落叶，然后等待，然后再来一次。

树木比人聪明。它不急着在冬天证明什么，只是把力量都藏进根里。

泉州接纳了我二十年。这是一座包容得近乎任性的城市。不同信仰在这里实现真正的共生，每一尊漂洋过海而来的神祇，最终都在刺桐城的香火里柔软了轮廓。而我，一个从漳浦走出来的海的女儿，从一片海走到另一片海。奇特的是，这片开满刺桐的海，让我找到了自己的根系。它并不是那种扎下去就不动的根，而是像刺桐那样，看似在风中摇摆，其实已经嵌进了石头缝里，嵌进了红砖厝的墙基。当初那个只想待几年就走的人，没想到被这座城留住了整整二十年。

但我常常怀疑：这种“根性”的确认，会不会只是浪漫化的自我安慰？泉州作为宋元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历史，和今天全球资本的流动之间，真的没有结构性的呼应吗？我曾在地产行业亲历的那种“向海讨生活”，与宋元时期泉州港商人的“向海讨生活”，到底是两回事，还是仅仅换了一副面孔？当我以“海的女儿”自居时，我是否回避了一个更尖锐的事实——海洋从来不只是诗意的故乡，它也是资本的通道、权力的竞技场、生死的赌局？常有人说我这个新泉州人，比本地人还本地人。可我知道，这份“像”，也许正是我需要不断叩问的起点。

二、转场

二〇一七年，我辞去泉州企业高管及一切社会职务，重返暨南大学读博。这个决定，在旁人眼里满是费解。当时我已有十五年职业经理人履历，事业稳定、境遇优渥，为何要放弃一切，重头再来？有人说我“想不开”，有人说我“任性”，也有人善意地劝我“慎重”。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一场酝酿多年的人生转向。

从艺术教育辗转地产、金融行业，从企业管理到文学批评的探索，我的履历在外人看来或许有些“跳脱”。但在我的内心，始终有一条从未中断的主线：对文学的热爱，对文字表达的本能渴望，以及对“人该如何安放自我、认知世界”这一根本问题的持久追问。而文学批评，是我为这些追问找到的一个相对精准的精神容器。

高压的职业生涯使我习惯于以效率、目标、结果为导向。我学会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最优决策，在复杂的人际网络中保持清醒自持，更练就了直面压力仍不动声色的定力。这些历练，后来都成文学批评的宝贵素养。批评并非天马行空的感想，它需要精准的判断力、严谨的结构感，更需要对自我认知与价值判断的真诚坚守。

但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职业经理人的底层逻辑思维是“解决问题”，而批评家的思维内核是“提出问题”。前者追求闭合，后者保持开放。加速时代天然推崇前者，因其能快速消解矛盾、维护秩序运转；但“提出问题”的人，会让系统减速，暴露裂缝。我需要完成的，是从一种心智模式到另一种心智模式的转向——这在本质上，是对加速逻辑的自觉疏离。

这个转场并不轻松。导师对我的求学初心难免存有一丝质疑，因为他见过太多离校多年再回校园“深造”的成年人，大多身在校内、心浮世外，难守治学本心。暨大文科楼和图书馆相距不过两百米，凡导师有事找我，我总能几分钟之内就赶到办公室。我和导师打趣，年少读书，花的是父母的心力钱财，散漫随性；如今重拾学业，耗的是自己的光阴与精力。除了上课外，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连上台阶都是一路小跑，分毫不舍浪费，无比珍惜这重返校园的机会。我的踏实与恳切，渐渐打动了导师和师母。他们的孩子远在法国，一直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疼。我常登门求教，他们也常留我吃饭、聊天。每每想起异乡校园里收获的这份温情与照拂，内心便涌动着一股暖流。

读博期间，我在《复旦学报》《中国文艺评论》等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连续两年获得国家教育部一等奖学金。辅导员后来告诉我，我是那几年里文学院唯一一个连续两年获此殊荣的博士生。这些成绩当然值得欣慰，但回头想来，它们也带着某种危险的惯性，我仍然在用“绩效”的方式证明自己，只是战场从企业换到了学校。

即便如此，读博初期，我常常在深夜感到自己被一种巨大的分裂撕扯着。白天是学术话语的规训，夜晚是管理思维的返场。两种话语体系在我体内冲撞，我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被抛入两条河流的交汇处。我曾尝试从本雅明那里寻得助力，那段时间除了阅读他的理论著作，尤其喜欢《单向街》。他做过记者、文学评论家、电台撰稿人、翻译家，还梦想开一家旧书店。在我有限认知里，他的一生，是最可借鉴的跨界范本。但我读得越深，越明白他的方式只属于他的时代：魏玛共和国的废墟、纳粹崛起的阴影、流亡者的不安。而我呢？我的跨度与焦虑，发生在加速时代，发生在绩效与资本编织的上升期。本雅明的星丛理论能照亮我的文本细读，却照不见我深夜里对“KPI”的本能回闪。当然，这一发现反而让我释然了。在这面镜子的对照中，我找到自己的问题。我的分裂，无关流亡者的分裂，而是加速度时代里，一个从职场重返学院的人，在两种时间逻辑之间的撕扯。

认识到这一点，本身就是一次“自觉”。

过去的管理经验、市场判断、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不会成为批评之路的牵绊，反而会成为扎根立论的底色。一个好的批评者需要理解世界如何运转——理解欲望、恐惧、妥协，理解权力与资本如何在看不见的地方塑造生活。没有那些年在企业中的浸染，我可能永远不会真正理解这些。

三、潮落

如果生命是一条河流，二〇一九年就是我的河床骤然改道的那一年。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日，一场感冒。我以为不过是冬日寻常的小毛病。发烧、咳嗽、乏力，这些症状太普通了，普通到我不愿意在紧凑的日程表里，为它们多停留一秒。撑一撑就过去了。能撑，好像一直都是我不曾言说的强项。直到再也撑不住，在急诊等候大厅，骤然昏迷倒地。醒来时，那张CT报告单已经来到我面前：双肺多发毛玻璃结节。

那些医学术语像陌生的符咒，一字一句，击碎了我固有的认知。毛玻璃结节。玻璃本是透明的，毛玻璃却会遮蔽一切。那个词像一种隐喻，提前预告了我此后数年被遮蔽的生活。“三公分”“低度恶性”“多发”……我反复读了好几遍，每一个字都认识，但它们组合在一起的含义，却让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我顾虑泉州的医疗条件有限，怕误诊，其实更多是内心还无法接受现实。平时是那么健康、那么充满活力，怎会突然遭遇这样的变故？也不是突然——自己已经两年没有体检了。次日一早，我便赶回暨大，只因下午还要参加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我先去导师家递交纸质材料，顺嘴提了一句，师母当即拨通了华医一位同门专家的电话，让我立刻过去就诊。那位医生是导师的同学，从他欲言又止的神色与凝重的表情里，我意识到问题可能远非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残酷的是，他并没有直白地给出定论，只是委婉叮嘱我，等候下午专家联合会诊的结果。

会诊结果要到下午晚些时候才能出来，而开题报告就在那个下午。我依旧按时参加了。快轮到我汇报时，导师外出接了个电话，进来脸色看起来有点煞白。他示意我出去，让我把PPT给旁边的师姐，让她代为汇报，催我赶紧去医院。倔强如我，坚持全程自己汇报，但脑子一片混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最后的结果是四票通过，三票反对。勉强险过。开题刚结束，医院那边就通知，必须马上手术。

我知道，自己的人生已经偏离了常态。

身体里的“我”分裂成了两个——一个强装镇定、继续运转，像一台不肯停摆的精密仪器；另一个却缩在角落里，一遍遍无助地问：为什么偏偏是我？

恐惧不仅吞噬自己，还会伤害最亲近的人。最残忍的话，是对女儿说的。那段时间女儿感冒了，期末考临近不肯做作业，阿姨打来电话，积压多日的焦虑和恐惧在电话里爆发：“再不乖，你就没有妈妈了。”

电话那头沉默。然后我听见女儿小声地哭。

那一吼之后，我挂了电话，蹲在医院的墙角，哭到浑身发抖。不是因为痛，是因为怕，因为深深的恐惧。“没有妈妈”这四个字，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意味着什么。我可以接受任何一种命运的审判，但我无法接受让她承受这样的失去。我们都以为来日方长，谁会想到来日未必方长呢？

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求医”这个词，经历过的人，会无比深刻地理解何为“求”。求医的过程，是把人碾碎又拼凑起来的过程。瞒着父母家人，我一个人穿梭于各大医院，一次次被不同的医生，用同一种语调告知同样的内容。“家属在吗？”这句话听多了，就会懂得它的弦外之音——医生是在确认，你有没有人可以依靠。

我坐在医院走廊冰冷的椅子上，望着那一袋X光片。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词——“向死而生”。这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写的，我以前读过，觉得那不过是哲学家的修辞。可此刻，它不再是修辞。我第一次感到，那些关于“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的抽象论述，与我的恐惧之间存在着某种可怕的对应。不是因为它们给了我安慰。恰恰相反，它们加剧了我的不安。我到底在为什么而活？我之前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现在问题又来得太突然，以至于我一时半会儿也还理不清。

手术前那一晚，这些念头反而沉淀下来。躺在病床上，天花板上的灯管发出嗡嗡的低响。忽然想起小时候在漳浦海边，阿嬷教我认星星。她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人死了就会变成星星。那时不信。但那晚，我觉得这是真的。

幸运的是，手术后的病理报告推翻了所有预判。良性。一种罕见的良性肿瘤。罕见到医生甚至会把它的病理视同恶性。命运让我站在悬崖边上，看清楚了深渊的深度，然后把我拉回来。那道伤疤留在了身上。另一侧，还有结节在，像悬在头顶的剑。

向死而生的第一课，不是学会接受自己的死亡，而是在死亡的凝视中，重新认领活着的意义。茨威格曾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总以为疾病和死神只会光顾别人。是的，我们都有这种错觉。我们早已习惯于把“死亡”当作一个遥远的、抽象的概念，只会出现在新闻里、小说里、别人家故事里的情节。我们总以为生命是一张没有额度的信用卡，可以无限透支，肆意挥霍，从来没有想过它也会有余额告罄的一刻。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学会与剩下的结节共处。以后每一次体检，只要报告上写着“没有扩大”，就是人世间最美好的诗。

我不是第一个在病痛中重新学习生长的人。当一个人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命运的暴击也会变成精神的养分。史铁生二十一岁瘫痪，此后近四十年与死亡纠缠不休。他大可以抱怨一生、索取一生。但他做了一件完全不同的事：他在轮椅上重养了自己的精神。他给余华的一封信中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这句话现在读，和以前的心境完全不同。他把苦难纳入了叙事，让痛苦在时间中有了形状。我还在学习。

四、减速

很多人问我，这场病之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学会了“浪费”时间。

在那之前，我是一个精确到分钟的规划者和执行者。日程表上每一格都有内容。我的睡眠一直出奇地好，可能潜意识里把“休息”也当成需要规划的项目。我一直以为这叫高效，叫自律，叫对自己负责。但什么是“对自己负责”？是把自己当成一台永动机，还是承认自己是一个会累会哭会被击垮的人？我把人生精确到分秒，把生命的容错率降到最低，最终把我自己变成了“加速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

德国社会学家罗萨说过，现代社会有一个诡异的“加速循环”：科技本应帮我们节省时间，可省下来的时间又被投入新一轮竞争，结果我们越跑越快，却越跑越累。技术进步了，闲暇却没有增加。我们活在一个集体无意识里：慢就是退步，停歇就是浪费。而在这种高速旋转中，我们丢掉了最重要的东西——与自己内心、真实体验之间内在的共鸣。

遗憾的是，我在他的理论里活了很久很久，却不知道它的命名。花了四十年学会奔跑，却要用一场大病学会停下来。

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往往是“无用”的。爱、美、意义感，它们不产生GDP，却是让我们愿意活下去的理由。而那些教人高效利用碎片时间的知识付费产品，就是加速逻辑最狡猾的化身。它们让“休息”也变成了绩效，让“发呆”也成了需要被优化的成本。我也渐渐明白，所谓“浪费”时间，其实是把时间从绩效逻辑手中夺回来，还给生活本真。留白本是生命前行必备的喘息余地。

手术后的恢复期，我静卧在沙发上，望着窗外的刺桐树。阳光从枝叶缝隙间洒落，在地上画出跳动的光斑。女儿趴在我身边画画，画的是泉州古城，还画了一条发光的海平线从东西塔穿过。她问我，妈妈，大海的对面是什么？

我说，是更远的海。

女儿尚不解其中深意。这话是我在对自己说的。那片更远的海，其实不在地理意义上的远方，它在我的身体里，在我的时间深处，在我还没有抵达的自己里面。

我开始写作。除了写论文，也写散文，写泉州，写走过的街巷，写遇到的人，写被海风吹了千年的石头。开元寺的桑莲，清净寺的穹顶，蟳埔女发髻上的素馨花。我把女儿带在身边做田野调查，她是我最小的“学术助理”，走累了就蹲在路边看石缝里的蕨草。她的小手抚摸九日山的祈风石刻，无从知晓这些斑驳的文字，承载着千年前古人祈愿顺风远航的心意。她不知道，妈妈也在祈求一种风，一种能把自己重新吹回生命航道的风。

二〇二一年盛夏，“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消息传来的那天，我站在洛阳桥头，月光菩萨的石像前。身旁的志愿者导游陈老师，退休多年，头发花白，声音突然哽咽：“小时候阮阿公说，这座桥是泉州通往世界的路。”看着他，我的眼眶湿了。不单是因为世遗的荣誉，一座城等了千年，终于等来了世界的回望。而我呢？我在等什么？

五、重构

“把自己重新养一遍”——这个念头真正清晰起来，是在第二次手术之后。

第一次手术后的第十个月，另一侧肺部的结节形状发生了变化，再次引起医生的警觉。命运没有打算轻易放过任何人。经历了第一次的“侥幸”之后，这一次的诊断书像一记闷棍。奇怪的是，我不再有第一次那样的慌乱，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彻底的平静。仿佛一个人被告知要第二次走上手术台，连挣扎都觉得多余。这一次，病理报告也没有再网开一面。更残酷的是，还有一块无法做手术的阴影。

拿到报告那天，我想起小时候，阿嬷在厝边种了一块榕树。那棵树被台风刮倒过好几次，每次倒下去，她都把它扶起来，培土，夹在一块大石中间固定。榕树长得慢，但它的根系顺着墙壁、顺着地面，蔓延到整个院子。后来那棵榕树破石而生，顺着岩石的缝隙，长得比屋顶还高。我问阿嬷，石头都被串开裂痕，房子会不会倒塌？阿嬷说，不会，它的根只会往下长。过去的人生，我只懂得向上长，要更高、更快，而身体的信号、情绪的暗涌……这些都是被忽略的根，一直在地下沉默地生长。直到这场病，把它们全部翻了出来。

我开始很认真问自己一些过去不会想的问题：你想要什么？不是“应该要什么”，而是“真正想要什么”。

答案很朴素。我想要健康地活着，陪伴女儿长大。想要继续写作，写一些属于自己微小、独特的东西。想要安静地看一朵花开放，看一棵树落叶，看一片云从东塔飘到西塔。想要在厌倦了奔跑之后，好好散步。这些答案太小了，小到从前自己会觉得都不值一提。但我开始觉得，日子就是这样具体而微的，正是这些“小”，才构成了活着的质地。

这些“小”如何缀成“我”呢？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有一个判断：自我不是一块刻好的石碑，而是一个不断被讲述的故事。我们一次次回望过去，把那些看似散落的事件重新编织，赋予它们新的脉络，在这个过程中，“我”才慢慢成形。那个在职场里冲锋的经理人、那个在病床上独自签字的患者、那个抱着女儿哭到发抖的母亲、那个在深夜写作的批评者——她们是同一个人吗？只有当我把这些碎片编进同一个故事里，那个人才真正被确认。

生病期间，我翻到福柯晚年的一些文章。他研究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如何通过书写、省察、身体训练来主动塑造自己——不是被迫服从，而是主动地、自由地照料自己。这是一种“自我技术”。福柯的洞察在于：权力不是外在的压迫，而是内化的欲望、习惯和自我认知。当我渴望“高效”“优秀”“被认可”时，这些渴望本身就是权力在我身上生效的方式。那么，“重养自己”究竟在反抗什么？不是反抗某个具体的压迫者，而是反抗那些已经长在我身体里的、伪装成“自我驱动”的规训。新自由主义的绩效逻辑、闽南文化中“爱拼才会赢”的集体无意识，以及长期被期待的“照顾者”角色。这些力量互相缠绕，让我一度分不清“我想要”和“我应该要”。而“重养”，就是要把这些缠绕的线头一一拆解、辨认，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

真正艰难的功课，往往发生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这也是我褪去满身锋芒、回归柔软本心的践行之路。它们小得不值一提，却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有力量。

譬如，允许自己“慢”。慢下来吃饭，慢下来走路，慢下来读一本书，慢下来陪一个人。空白不再是“浪费”，而是呼吸的间隙。在加速时代，“慢”是对时间主权最直接的宣告。

又譬如，允许自己“不完美”。我渐渐学会了说“我不知道”，说“我做不到”，说“我需要帮助”。这些话从前像毒药一样难以启齿，如今说出来，却越来越轻松、自在。绩效社会要求我们永远展示最好的自己，而“不完美”恰恰是对这种表演性自我最有力的祛魅。

而最难的，是允许自己“被爱”。这听起来奇怪，但对我而言，却是最深的那道坎。过去，我习惯了照顾所有人，习惯了做那个“最靠谱”的人。当别人向我伸出援手，我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拒绝——我害怕给别人添麻烦。第一次手术后，闺蜜帮我联系好专家，她在电话里说：“我已经帮你预约好了医生，还约了陪诊。”我下意识想说“不用麻烦，我自己就可以”，但话到嘴边，咽了回去。我停顿了几秒，说：“好。”就在那一刻，我心底涌起一种奇妙的感觉：接受，和付出一样，也很踏实。后来，我渐渐学会说“谢谢”，然后接受。不是因为我不再强大，而是我懂得了被爱是生命与生命之间最基本的连接。从前我把“不麻烦别人”当作骄傲，后来才明白，那种骄傲里藏着的，其实是恐惧：恐惧暴露自己的脆弱，恐惧承认自己的需要，恐惧在关系中处于“被给予”的位置。

而“重养”真正的开始，不是消灭恐惧，而是认出它。我不再是那个永远要撑住一切的人，我成了一个可以被接住的人。被人接住的感觉，并不会让人坍塌——它反而让骨头里，多长出了一层柔韧的力气。

六、在途中

泉州是我重新学习生长的地方。这座城市有一种“温和的韧性”——不像大都市那样咄咄逼人，只是日复一日，于烟火气中沉着。在海边长大的人都懂得，潮汐有自己的节奏，急不来。庄子说“安时而处顺”，但在加速时代，“处顺”本身就需要勇气。生命的修复有自己的时间表，如同刺桐花必须在冬天积蓄力量，然后在你忘记的春日，忽然烧红整棵树。

每次我心生躁气，就去开元寺看弘一法师的绝笔“悲欣交集”——那是在经历了悲与欣之后抵达的澄明，不产生任何可量化的价值，却是生命最珍贵的部分。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很大程度上就是把那些被“有用”挤占的空间，重新归还给“无用”：发呆、散步、看云、读一本无关紧要的书。蚵壳厝的墙面历经数百年风雨，蟳埔女的手粗糙如树皮，发髻上却永远簪着鲜花——这种在艰辛中保持尊严、在粗粝中创造美的能力，是这座城最深邃的智慧。

杨绛先生说：“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句百岁感言，是生命自觉的深刻表达。当一个人拥有了自己，外界的一切喧哗都不过是背景音。苏轼谪贬黄州，吟出“也无风雨也无晴”，同样是超越物质处境的内心秩序。他们当然也“重养”自己的饮食起居，但那只是表象，真正支撑他们的，是在任何境遇中都不曾丢失的、对自己生命的清醒把握与主动塑造。泉州教会我的，正是这种内在的安定。

我的文集《批评的棱镜》即将出版，我在后记里写：“棱镜不生产光，它只是让光以新的形式显现。白光穿过它，分解为七彩；单一的光谱穿过它，会折射出意想不到的层次。”

批评正是这样一面棱镜。它不生产意义，只是让文本中已有的、却被加速社会遮蔽的复杂意义得以显现。但它不可能一蹴而就，白光分解为七彩需要介质，单一光谱的折射需要角度。加速社会要求一切即时反馈、所有意义被立刻量化，而批评恰恰抵抗这种即时性：它需要时间，需要距离，需要停下来凝视。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实践是一片“减速绿洲”，是加速时代里为思想保留的精神飞地。

然而，对批评的真正理解，并不是一开始就长在我身上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写批评文章像组装家具——找理论框架，找文本细节，把它们拧在一起。那种文章没有生命，我只是躲在理论安全的盾牌下寻求自我保全。后来我发现，好的批评是生长：从自己的困惑里长出来，从身体的记忆里长出来。本雅明的星丛、桑塔格的刀锋、约翰·伯格的凝视——他们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理论高深，而是因为理论里有体温。

从“组装”到“生长”的转变，于我而言，不尽然是批评方法的更新，实质上更是一场生命内在的自觉。记得有位作家说过，好的散文背后都站着一个人。难道批评就一定要躲在理论的盾牌下，不需要让读者看到有生命体温的批评家吗？不是的。批评文字背后是一个有生命体温的人在思考、在感受、在困惑、在生长。回到“把自己重新养一遍”这个命题，它在批评领域也应当有回响。因为批评的根本能力，不在于我们掌握了多少理论，而是批评者能否对世界、对他人、对文本保持一种“有温度的理解”。这种理解力，恰恰来自我们对自己生命的觉察程度。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痛苦、恐惧、渴望都缺乏诚实的面对，他又怎么能真正理解他人笔下的悲欢？

海德格尔说，此在的本质就是“在途中”。没有谁已经抵达，所有的抵达都是暂时的驿站。批评家尤其如此，永远在通向文本深处的路上，永远在重新理解自我与世界的途中。

海风从远处吹来，带着淡淡的咸味。这座从海水里长出来的城，用它千年的耐心告诉我：生长，从来不问季节。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重新发芽。

我不知道身体的警报何时会再次响起。但我不再像从前那样恐惧了。我学会了接受：生命有光也有影，有绽放也有凋落。那个从漳浦海边走出来的女孩，那个在企业中打拼了十五年的职业经理人，那个重返校园的博士生，那个默默写作的批评者……这些都是我，又不完全是我。我还在不断地成为，不断地把旧的自己打碎、重组、重新养育，就像刺桐花年复一年地开放。

然后落叶。然后等待。然后再来一次。

这不是终点，是途中。而我，还在途中。

——全文完——

来源：特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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