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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风狮爷？ 厦门、漳州、泉州都有无？


鹭客社
2026-07-29 00:22·福建·优质本地内容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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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客社：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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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嶝风狮爷 拍摄者：郑水忠
何为风狮爷？
文/林鸿东
一、定义上的模糊

风狮爷，作为蕴含深厚乡土文化底蕴的知名闽南文化民俗符号，在包括金门在内的闽台文化区，扮演着重要的民俗角色。然而，长久以来，关于风狮爷的定义、起源、功能与分布范围，一直存在着诸多的认知分歧，特别是定义，其表述往往显得杂乱无章，给乡土研习者与文创工作者带来不少困惑，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风狮爷文化IP的形成，影响了闽南地区风狮爷文创、文旅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关于风狮爷的定义与概念，2024年9月8日以前，百度百科的解释是：“风狮爷又称风狮、石狮爷、石狮公，是福建省的一种地方民间风俗。金门、琉球群岛等地设立在建物的门或屋顶、村落的高台等处的狮子像，用来替人、家宅、村落避邪镇煞。其造型推测是由庙宇门口的石狮形象演变而来，狮子为百兽之王，狮子的形象被用作辟邪招福的辟邪物。寄托了中国民间一种祛邪、避灾、祈福的美好愿望。”

此定义曾经广泛流行，成为一种权威性的解释，在人们的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然而，由于此定义把风狮爷等同于石狮爷（石狮公），风狮爷文创兴起后，人们普遍把石狮爷称为风狮爷，这是一种下位概念指代上位概念的提喻现象。这种提喻现象导致石狮爷概念渐渐式微，大有被风狮爷全面取代的趋势。

与剑狮概念渐渐取代狮咬剑不同，用风狮爷概念取代狮爷存在着诸多难于调和的问题。闽南文化区的狮爷种类众多，数量庞大，是一种普遍性的厌胜物，在厦漳泉多为石狮爷，在潮汕多为灰塑的狮爷公。这些狮爷绝大多数没有风狮爷那样鲜明的抗风属性。将所有的狮爷都称为风狮爷，无异于将所有的茶都称为铁观音——虽然铁观音是茶的一种，但茶绝非都是铁观音。这种概念上的混淆，不仅造成了学术研究的困扰，更在文创实践中导致了产品同质化严重、文化内涵单薄等问题。当游客走进闽南的村落，看到一尊蹲在屋脊上的小型石狮，导游便称其为”风狮爷”；看到一尊立于巷口的镇巷石狮公，也被冠以”风狮爷”之名——风狮爷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箩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却也因此失去了其独特的文化辨识度。

这种概念混淆对文创产业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首先，产品定位模糊。当所有的石狮公都被贴上”风狮爷”的标签时，消费者无法区分不同形态、不同功能的石狮公，产品的差异化竞争优势荡然无存。其次，文化叙事单薄。风狮爷的核心故事是”挡风煞”，而屋顶狮公的故事是”镇宅辟邪”，巷口石狮公的故事是”镇煞护巷”——将三者混为一谈，意味着放弃了两个独特的故事线，只剩下一个空洞的”风狮爷”符号。再次，地域特色流失。厦漳泉潮的狮爷文化，各有其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若统统归入”风狮爷”名下，这些地域特色便被抹平了。最后，学术根基不稳。文创产品的生命力在于其文化深度，而文化深度来源于扎实的学术研究。概念上的混乱，使得学术研究难以深入，文创产品也就失去了持续创新的源泉。

关于风狮爷，2024年9月8日以前的百度百科有两个值得探讨的地方：一是其解释的依据文献主要源自日本琉球，二是其解释的逻辑严谨性亦有待商榷。

原百度百科解释的依据文献主要源自日本琉球。譬如，“建物”一词的使用。“建物”一词在日语中泛指所有类型的建筑物，在中文中却只是用于现代法律文书。笔者正是看到原百度百科的风狮爷解释中，出现”建物”一词，才意识到该解释的文献源头很可能并非来自大陆。经查，果然如此！在其百度百科采纳的六条文献来源中，最早的四条均来自日语文献，其次为2012年11月20日采用的泉州历史网《泉州民俗风狮爷》一文，再者为2021年4月17日采用的中国寺庙祠观造像数据库《风狮爷（瓦将军）》一文。

这种文献来源的”偏日”现象，折射出一段令人深思的文化传播史。金门风狮爷之所以在日本学界较早受到关注，与金门在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有关。日本殖民台湾时期，日本学者对台湾及附属岛屿的民俗进行了大量调查，风狮爷作为金门岛上极具特色的文化景观，自然进入了他们的研究视野。战后，日本学界对琉球群岛类风狮爷民俗的研究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日本渊源”的印象。然而，问题在于，日本学者所观察到的风狮爷，已经是经过长期演变的成熟形态，他们缺乏对闽南本土文化土壤的深入了解，更无法追溯风狮爷在闽南大陆地区的起源与演变过程。因此，以日本文献为主要依据来解释风狮爷，无异于隔靴搔痒，难以触及这一民俗现象的本质。

由于境外文献资料缺乏对于闽南本土文化背景的深入理解与全面考察，国内早期的研究资料也存在认识上的局限，两者均未能准确揭示风狮爷的真正内涵。

首先，风狮爷是否又称石狮公？此说明显具有逻辑上的问题。风狮爷是狮爷（狮公）的一种，这是事实，然而风狮爷并不都是石制的，也有泥塑、陶制的。认为风狮爷又称石狮公显然不妥。在闽南的田野调查中，笔者曾见过以灰泥塑成的狮爷公，也见过以红土烧制的陶质狮爷，这些显然不能称为”石狮公”。若严格按照”石狮公”的字面意义，则泥塑、陶制的风狮爷便被排除在外，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其次，屋顶上的狮公是否可以称为风狮爷？屋顶上的狮公，通常造型较小，有石质的，有陶质的，陶质的居多。若狮背上竟有武将，则往往称为瓦将军。这种屋顶上的狮公，在厦漳泉潮均偶可发现，其功能并非针对风煞。有的因设计原因，风吹来时会呜呜作响，故也有人称为”风狮”，其与主要用来镇风煞的风狮爷，并非一类。屋顶上的瓦将军或狮公，其主要功能是镇宅辟邪、守护家宅平安，与立于村口挡风煞的风狮爷在功能定位上有本质区别。虽然两者都以狮为造型，但一个是对内的”家宅守护者”，一个是对外的”村落防风墙”，不可混为一谈。

关于瓦将军，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记载：“屋之上或立土偶，骑马弯弓，状甚威猛，是为蚩尤，谓可厌胜”。连横将瓦将军的狮子误认为马，将狮背上的将军称为蚩尤，都有值得商榷之处。瓦将军的”将军”比较容易损坏，大多仅余狮座，有时也会给人误以为只是狮像。在闽南的一些老宅屋顶上，我们至今仍能看到残破的瓦将军，狮背上的武将或已缺失，只剩下狮身底座，不知情者往往将其视为普通的屋顶狮饰。这种因残损而导致的误认，进一步加剧了概念上的混乱。

再者，风狮爷是否由庙宇门口的石狮形象演变而来？根据实地采风中的观察，风狮爷的起源更可能是狮面石敢当的民俗演化，因不少狮面石敢当其功能与风狮爷相同。庙宇门口的石狮，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长期作为皇权和神权的象征，其造型庄重威严，讲究对称，通常成对出现，一雄一雌，或一踩球一踩幼狮，具有明确的等级规制。而风狮爷多为独立一尊，造型自由奔放，甚至带有几分憨态可掬的乡土气息，与庙宇石狮的”庙堂之气”截然不同。从功能上看，庙宇石狮主要是”把守门户”，而风狮爷主要是”挡风”，两者的功能指向亦有明显差异。因此，将风狮爷的起源归结为庙宇石狮的演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那究竟何为风狮爷？

二、关于福建石敢当

这里，我要谈谈福建石敢当。

福建有着极为深厚的石敢当民俗传统。众所周知，泰山石敢当习俗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久享盛名。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福建竟然是学者眼中的石敢当发源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叶涛先生曾撰文指出，泰山石敢当是由石敢当发展而来的，石敢当信仰习俗发源于唐宋时期的福建地区，福建是最早、最有影响力的石敢当传播中心。

叶涛先生的依据是，文献记载中最早的石敢当实物是出土于宋代的唐代产物，如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明黄仲昭的《八闽通志》以及《莆田县志》等文献，都记载了宋代庆历年间福建省莆田县出土唐代大历五年石敢当石铭一事。该石铭内容为：“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四月十日县令郑押字记。”

此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学界普遍认为石敢当与泰山信仰密切相关，“泰山石敢当”几乎成为石敢当的固定搭配。然而，福建出土的唐代石敢当实物，将石敢当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也揭示了石敢当起源的”南方路径”。值得注意的是，这块唐代石敢当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不仅具有镇煞功能，还包含了祈福、教化等多重意涵，显示出石敢当信仰在唐代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这意味着，石敢当的起源应该更早，可能在南北朝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在福建地区萌芽。

此外，国内现存最早的石敢当实物位于福州于山顶碑廊，为南宋绍兴时期的石敢当碑，碑文记载了”石敢当 奉佛弟子林进晖时维绍兴载命工砌石路一条求资考妣生天界”。这些早期的石敢当除了具有镇煞功能外，还涉及祈福、超度和纪念功绩。福州于山的这方石敢当碑，其内容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石敢当与佛教信仰的结合。碑文中”奉佛弟子”的自述，表明在南宋时期，石敢当已经融入了佛教的功德观念，成为信众为亡父母祈福超度的媒介。这种佛道交融、巫佛杂糅的特征，正是闽南民间信仰的一大特点，也为后来石敢当与狮面、八卦等厌胜符号的结合埋下了伏笔。

叶涛先生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文献中的最古老石敢当实物，还是现存的最古老石敢当实物，都出现在福建境内，这意味着原始巫教气息浓厚的福建很可能是石敢当的发源地。作为闽南厌胜术的一部分，闽南石敢当文化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多彩，这与闽南厌胜物的整体情况是一致的。

笔者曾在《论闽南文化区的巫术系统：信仰与厌胜》一文中提到，闽南的民间社会中，民间信仰与厌胜文化是两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观察角度。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总体上可以视为一个整体的古老的巫术系统。这个巫术系统的逻辑起点是万物有灵，也就是泛灵论，这是人类社会前宗教时代普遍存在的信仰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闽南的传统民间社会一直处于一种较为原始的巫术氛围中，这与笔者在采风时观察到的大量古代文化遗存相互呼应。

闽南石敢当的原始性、多元性、丰富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存在不写石敢当字眼只是单纯一块石头的原始石敢当。在闽南的田野调查中，笔者曾多次见到这样的”素面石敢当”——一块未经任何雕琢的石头，被立于巷口、桥头或村口，村民知其是石敢当，却说不清其来历。这种最原始的石敢当，保留了石敢当信仰的最初形态：被选定的石头本身具有灵性，即具有镇煞的力量。这种”以石为灵”的观念，与远古时代的石头崇拜一脉相承，显示出闽南石敢当信仰的深厚历史积淀。。

二是石敢当的表面往往会结合其他厌胜物文化，如兽面（含虎面、狮面）、八卦、星宿、佛像、佛偈、符箓以及其它与辟邪镇煞有关的厌胜图案或文字。如刻有八卦图案的石敢当，刻有”南无阿弥陀佛”字样的石敢当，更有将狮面、八卦、符箓三者结合于一体的复合型石敢当。这种拼加式的做法，体现了闽南民间信仰中”法力叠加”的逻辑——单一的符号或许力量有限，但多种厌胜符号的叠加，可以产生更强大的镇煞效果。

三是石敢当的造型有的直接体现为其他厌胜物的造型，如灵塔石敢当。在晋江安海，笔者曾见过塔形的石敢当，其造型与闽南传统的风水塔相似，但功能却是镇煞辟邪。这种造型上的跨界，反映了闽南厌胜物之间的互通与融合。灵塔石敢当作为石敢当的一种特殊形态，正是这种”造型跨界”的典型代表——它既是石敢当，又代表着风水塔，兼具两者的法力。

四是出现有纪年有纪事的石敢当，如晋江围头的清代石敢当。有明确纪年的石敢当，为研究石敢当的演变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坐标。晋江围头的清代石敢当，不仅刻有”石敢当”三字，还刻有设立的年代和设立者的姓名，有的甚至还刻有设立的原因。这些纪年石敢当，如同散落在闽南大地上的”历史路标”，指引我们穿越时光，探寻石敢当信仰的演变轨迹。

石敢当与闽南风水术的关系尤为密切。在闽南传统村落的风水布局中，石敢当往往被安置在”煞位”——如巷口直冲、桥头转折、路口交叉等被认为是”气冲”或”煞来”的位置。风水师根据罗盘测定方位，选择特定的石材和尺寸，甚至择吉日良辰进行安放仪式。这种将巫术、风水、石工技艺相结合的做法，体现了闽南民间信仰的高度系统化。石敢当不是随意摆放的装饰品，而是经过精心计算的风水节点，是村落”气场”的调节器。

三、风狮爷的前身：狮面石敢当

前面我谈到了福建石敢当，分享了其四种主要的表现形式。其中，有一种石敢当其表现形式是结合其他厌胜物文化。狮面石敢当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闽南石敢当的众多形态中，有一种兽面石敢当尤为引人注目，那就是虎面石敢当与狮面石敢当。两种石敢当的起源时间和起源地已不可考，但它们在闽南文化区的存在历史悠久且彼此之间渊源深厚。其中，虎面石敢当相对较为少见，狮面石敢当则至今分布密集。早在明代，就已经有了狮面石敢当，如明《鲁班经》中的石敢当便是狮面石敢当造型。

虎面石敢当在闽南的稀少，与闽南历史上的虎患密切相关，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狮虎之争”的象征意义有关。明清时期，闽南地区山林茂密，虎患频仍。据一些方志记载，明代闽南地区多次发生虎患，甚至有”群虎入市”的记载。在虎患严重的年代，虎是真实存在的威胁，是村民谈之色变的猛兽。在这种背景下，以虎面作为镇煞符号，似乎有些”以毒攻毒”的意味，但也可能因为虎的形象过于”真实”而引发了心理上的不适。相比之下，狮子作为外来物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被神化，成为瑞兽、护法神的象征，其形象更具”神性”而非”兽性”，更适合作为镇煞的符号。

由于两者在造型、功能上太过接近，由于石头风化及其它原因，有时会被混淆，导致狮虎不分。如何判定虎或狮呢？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判断依据是毛发，正如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狮的特点是毛发浓、长、卷，虎的特点是毛发直、短、细。兽面有浓密须发特征的，往往都是狮。此外，虎的造型往往会有竖起的耳朵，这也是一个易于辨识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额头有王字的不一定是虎，也可能是狮。2014年3月，泉州媒体报道了安溪吾宗村的一个兽面石敢当，称之为”虎头石敢当”，其依据是兽面额头上有个”王”字。这种判定方法并不准确，因为与老虎一样，狮子也被视为兽王，甚至被认为是能够吞食虎豹的终极兽王。所以，狮面石敢当的狮面额头，有”王”字是很常见的现象。

这里谈谈狮面石敢当。狮面石敢当其本质为石狮公与石敢当合体。为了增强石敢当的镇煞力量，有部分石敢当的首部被制作成虎面或狮面石敢当。闽南的虎面石敢当数量较少，由于有狮可吞虎的说法，在虎患严重谈虎色变的闽南，狮面石敢当渐渐取代了虎面石敢当。如明代《鲁班经》中的石敢当便是狮面石敢当造型。在民间匠人的艺术加工下，也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有些狮面石敢当逐渐变得生动、高大、丰富起来，最终演变成狮身石敢当、狮形石敢当，立狮石敢当，风狮爷由此诞生。

关于兽面石敢当，厦门乡土作家黄绍坚先生曾向笔者提供了一些相关线索。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博士在《中国西南行纪》一书中记录了四川会理、云南霑益等地的”鬼面衔剑”石敢当与”虎面衔剑”石敢当。鸟居龙藏撰写纪行的时间是清末，现已过了一百多年。他对中国风土的观察是极为细致的。文中，鸟居龙藏迷惑于虎面石敢当与剑虎石敢当的”虎”，显然，他并不明白中国风水术上的法力叠加法。

鸟居龙藏所观察到的”鬼面衔剑”与”虎面衔剑”，实际上正是中国厌胜术中”以兽镇煞”与”以剑镇煞”的双重叠加。在闽南，这种叠加表现为”剑狮”——狮面衔剑的厌胜物。鸟居龙藏作为日本学者，虽然观察细致，但对中国风水术的内在逻辑缺乏理解，因此对其中的”法力叠加”原理感到困惑。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国的厌胜文化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和内在逻辑，非深入其中者难以窥其堂奥。

鸟居龙藏随后还观察到了太极图与石敢当的组合，虎形与太极图的组合，并为此提出：“石敢当上单刻文字系为后世之变体，而此前可能与虎与太极图有关。在中国内地或朝鲜，有些地方将太极图绘在庙前或民居墙上，也可能与石敢当之含义有关。”鸟居龙藏笔下的中国西南”虎头石敢当”、“剑虎兽牌”、“绘有太极图的虎头兽牌”与闽南”狮面石敢当”、“剑狮兽牌”、“绘有太极图的狮头兽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显示了中国东南与西南之间在兽面石敢当民俗上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西南地区基本保持虎面石敢当的特色，种种迹象表明，闽南地区或也曾广泛流行过虎面石敢当，只是狮面石敢当兴起后，狮面取代了虎面。

这种”狮代虎”的现象，在文化象征意义上值得深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狮子被视为”百兽之王”，具有镇宅辟邪、驱邪纳福的神力。佛教传入中国后，狮子作为佛祖的象征，文殊菩萨的坐骑，更被赋予了神圣的宗教意涵。在闽南人漫长的航海岁月里，欧洲、南洋的狮文化不可避免地也会影响到闽南也因此，以狮代虎，不仅是造型上的演变，更是文化象征意义上的”以吉代凶”。在闽南的风水话语中，“狮”与”虎”的博弈，实际上反映了民间信仰从”恐惧自然”到”驾驭自然”的心理转变——虎是令人恐惧的自然力量，而狮是被信仰驯化的神力象征。

此外，鸟居龙藏所提出的刻字石敢当为石敢当变体的”变体说”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事实上，无论是素面石敢当、刻字石敢当、组合石敢当，还是造像石敢当，都是石敢当的不同分支。只是刻字石敢当因为制作更为简单，所以流传得更为广泛和久远。而组合石敢当、造像石敢当，如虎面石敢当、狮面石敢当、狮身石敢当等，需要专业的石匠进行雕刻，制作成本较高，因此多出现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村落或商贾云集的市镇。

四、翔安区狮爷文化调查

翔安与金门隔海相望，清乾隆四十年至民国元年两地同为马巷厅属地，在区域文化上极为接近，是全厦门各区中与金门文化渊源最深的行政区。从翔安尚存的狮爷文化遗存看，翔安狮爷文化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分布密集；二是类型多元；三是造型可爱。

翔安区位于厦门岛东北部，东临台湾海峡，北接泉州南安，西南与同安接壤。其地形以丘陵、台地为主，海岸线曲折，多港湾、岛屿。这种地理环境，使得翔安自古以来就是闽南沿海的重要门户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频繁的商贸往来和人口流动，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元素，也催生了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翔安的民间信仰，既有闽南本土的巫术传统，又有海洋文化的开放特质，还有商贸文化的功利取向，三者交织，形成了独特的信仰生态。

翔安与金门的文化渊源，不仅体现在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上，更体现在语言、民俗、信仰、建筑等各个层面。两地同属闽南语系，方言口音相近，民间故事、歌谣、谚语多有共通。在婚丧嫁娶、岁时节令等民俗方面，翔安与金门亦高度一致。更重要的是，两地的民间信仰体系几乎同源同构——同样的神祇、同样的仪式、同样的厌胜物，构成了两地共同的精神世界。包括风狮爷在内的狮爷文化作为两地共同的信仰符号，正是这种文化同源性的有力证明。

笔者曾在翔安展开全面的狮爷文化调查，寻获为数众多的狮爷文化遗存。就翔安而言，狮面石敢当中部常刻有文字，如”阿弥陀佛”“来龙进宝”“风调雨顺”“保境保民”等，这些文字或为祈福，或本身即具厌胜功能。

往往一个自然村就有好几尊，如澳头。翔安区境内共有300多个自然村，可以想象其原有的石狮公规模曾有多么庞大。在翔安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几乎在每个村落都能发现石狮公的踪迹。有的立于村头，有的调于庙旁，有的位于巷口，有的嵌于墙壁。它们或威严，或憨态，或古朴，或精致，构成了翔安乡村景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狮像造型而言，可细分为狮面石敢当、狮身石敢当、狮形石敢当（可再分为趴姿石狮公、坐姿石狮公、蹲姿石狮公、迷你石狮公和立狮石狮公）；就摆放位置而言，有屋顶、墙壁、巷尾、村口、树下等；就功能而言，有镇宅、安巷、护村、护桥等。

我们知道，中国的狮刻造型从汉代至唐代大多是庄重威严的，宋元时期石狮造型开始变得生活化，且出现了铃铛装饰，出现场所亦不再局限于陵墓与宫殿。据此可知，一些造型诙谐可爱的明清石狮公可称是宋元风格的”文创产品”。这种”萌化”的造型，反映了明清时期民间审美趣味的变化——狮子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权象征，而是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成为村民喜闻乐见的”守护神”。

正如前述，与金门风狮爷相似的是一些村落边缘的狮面石敢当。这些狮面石敢当造型相对较为高大，多立于风口，明显是挡风煞的厌胜物，且还大多设计了祭台，使狮面石敢当变得更加高耸挺立。翔安境内类似的大型狮面石敢当为数众多，其中，代表性的有浦尾来龙进宝剑狮石敢当、溪墘里大胡子剑狮石敢当、溪墘里佑境佑民剑狮石敢当、造店来龙进宝狮面石敢当、内垵的阿弥陀佛狮面石敢当等。

规模最大的当是浦尾的剑狮石敢当。此石敢当高度超过2米（含地下部分，地表部分为1.95米左右），宽约0.42米左右，厚约0.22米左右。从观察者的角度看，左侧写着”石敢当”，右侧写着”来龙进宝”。始立时期不明（有称康熙年间），设立位置为村边的石梁桥边，有明显的镇风煞功能。这是迄今为止，笔者在翔安境内找到的个头最高的狮面石敢当。

最为有名的是大嶝溪墘里大胡子剑狮石敢当。这尊剑狮石敢当，也有人称其为风狮爷，据说是当地最古老的风狮爷，有数百年的历史。其最显著的特征是狮面下部的”大胡子”——浓密卷曲的须发从狮面两侧垂下，如同一位威严的老者。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尊石敢当的功能具有多重性：它立于村口，具有挡风煞的功能，可谓”风狮爷”；它身上刻有”石敢当”字样，具有镇煞辟邪的功能，可谓”石敢当”；它口中衔剑，具有斩煞驱邪的功能，可谓”剑狮”。三种身份集于一身，恰恰说明了风狮爷、石敢当、剑狮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们并非截然分开的独立品类，而是闽南厌胜术系统中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不同形态。

五、风狮爷的起源

狮面石敢当是从石敢当到风狮爷的民俗演化中的重要的环节，所以我称其为风狮爷的前身。然而，从狮面石敢当到风狮爷之间，还有狮身石敢当这样的过渡性类型。如果我们把风狮爷理解为狮形石敢当，风狮爷只是狮形石敢当中较具特色的一种。

狮面石敢当是狮面造型与石敢当的结合，狮身石敢当则是狮身造型与石敢当的结合，狮形石敢当是什么？它是融合了石敢当功能的狮爷神像。狮面石敢当、狮身石敢当、狮形石敢当都是闽南文化区相当普遍的厌胜物，在很多地方， 都会被称为石狮公，属于石狮公的三个分支。

从形态学的角度观察，狮面石敢当到风狮爷的演变，呈现出一条清晰的”由简洁到繁复、由平面到立体、由细小到高大”的轨迹。早期的狮面石敢当，多是在一块长方形石碑的上端雕刻狮面，狮面或浮雕或圆雕，石碑的主体部分仍保留石敢当的文字功能。这种形态的狮面石敢当，在闽南各地仍大量存在，是研究风狮爷起源的”活化石”。随着民间信仰需求的变化和石匠技艺的提升，抑或是经济上的发展，狮面石敢当逐渐发生了形态上的分化：一部分向”精致化”“艺术化”方向发展，狮面雕刻越来越精细，出现了卷曲的鬃毛、丰富的表情（如圆睁的怒目）、微张的巨口，甚至出现了前肢、铃铛等细节，这就是狮身石敢当；另一部分向”高大化”“立体化”方向发展，石碑逐渐被狮身所取代，整个石敢当演变成一尊完整的狮形造像，即狮形石敢当。

狮身石敢当保留了狮面石敢当的整体柱状造型，如溪尾村的石狮公。溪尾石狮公身上明确刻有”石敢当”字样，直接印证了其与石敢当之间的承袭关系。这尊石狮公是研究风狮爷形态演变的珍贵标本。金门由于地处海岛，与大陆隔海相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反而形成了一种”文化孤岛”效应，大量的风狮爷得以幸存。这种历史际遇的差异，造成了今日翔安与金门在风狮爷遗存数量上的巨大反差——金门风狮爷星罗棋布，而翔安的风狮爷却几近绝迹，只剩下狮面石敢当、狮身石敢当等”前身形态”。

然而，在更为开阔的泉州境内，与金门直立式风狮爷极为相似的本土风狮爷却偶可见之，如泉港的风狮爷。泉州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其民间信仰遗存远比厦门丰富。在泉港的一些村落，笔者曾见过与金门风狮爷几乎如出一辙的直立式石狮公（我称其为狮形石敢当）：它们同样高大威猛，同样立于村口风口，同样具有鲜明的御风功能。这些泉州本土的风狮爷，为”风狮爷起源于闽南大陆”的论断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佐证。它们如同散落在闽南大地上的”文化遗珠”，虽然数量稀少，却光芒不减，照亮了狮形石敢当从闽南大陆向海岛金门传播最终演化成风狮爷的漫漫长路。

五、翔安区狮爷文化调查

翔安与金门隔海相望，清乾隆四十年至民国元年两地同为马巷厅属地，在区域文化上极为接近，是全厦门各区中与金门文化渊源最深的行政区。从翔安尚存的狮爷文化遗存看，翔安狮爷文化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分布密集；二是类型多元；三是造型可爱。

翔安区位于厦门岛东北部，东临台湾海峡，北接泉州南安，西南与同安接壤。其地形以丘陵、台地为主，海岸线曲折，多港湾、岛屿。这种地理环境，使得翔安自古以来就是闽南沿海的重要门户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频繁的商贸往来和人口流动，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元素，也催生了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翔安的民间信仰，既有闽南本土的巫术传统，又有海洋文化的开放特质，还有商贸文化的功利取向，三者交织，形成了独特的信仰生态。

翔安与金门的文化渊源，不仅体现在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上，更体现在语言、民俗、信仰、建筑等各个层面。两地同属闽南语系，方言口音相近，民间故事、歌谣、谚语多有共通。在婚丧嫁娶、岁时节令等民俗方面，翔安与金门亦高度一致。更重要的是，两地的民间信仰体系几乎同源同构——同样的神祇、同样的仪式、同样的厌胜物，构成了两地共同的精神世界。包括风狮爷在内的狮爷文化作为两地共同的信仰符号，正是这种文化同源性的有力证明。

笔者曾在翔安展开全面的狮爷文化调查，寻获为数众多的狮爷文化遗存。就翔安而言，狮面石敢当中部常刻有文字，如”阿弥陀佛”“来龙进宝”“风调雨顺”“保境保民”等，这些文字或为祈福，或本身即具厌胜功能。

往往一个自然村就有好几只，如澳头。翔安区境内共有300多个自然村，可以想象其原有的石狮公规模曾有多么庞大。在翔安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几乎在每个村落都能发现石狮公的踪迹。有的立于村头，有的设于庙旁，有的位于巷口，有的嵌于墙壁。它们或威严，或憨态，或古朴，或精致，构成了翔安乡村景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狮像造型而言，可细分为狮面石敢当、狮身石敢当、狮形石敢当（可再分为趴姿石狮公、坐姿石狮公、蹲姿石狮公、迷你石狮公和立狮石狮公）；就摆放位置而言，有屋顶、墙壁、巷尾、村口、树下等；就功能而言，有镇宅、安巷、护村、护桥等。

我们知道，中国的狮刻造型从汉代至唐代大多是庄重威严的，宋元时期石狮造型开始变得生活化，且出现了铃铛装饰，出现场所亦不再局限于陵墓与宫殿。据此可知，一些造型诙谐可爱的明清石狮公可称是宋元风格的”文创产品”。这种”萌化”的造型，反映了明清时期民间审美趣味的变化——狮子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权象征，而是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成为村民喜闻乐见的”守护神”。

正如前述，与金门风狮爷相似的是一些村落边缘的狮面石敢当。这些狮面石敢当造型相对较为高大，多立于风口，明显是挡风煞的厌胜物，且还大多设计了祭台，使狮面石敢当变得更加高耸挺立。翔安境内类似的大型狮面石敢当为数众多，其中，代表性的有浦尾来龙进宝剑狮石敢当、溪墘里大胡子剑狮石敢当、溪墘里佑境佑民剑狮石敢当、造店来龙进宝狮面石敢当、内垵的阿弥陀佛狮面石敢当等。

规模最大的当是浦尾的剑狮石敢当。此石敢当高度超过2米（含地下部分，地表部分为1.95米左右），宽约0.42米左右，厚约0.22米左右。从观察者的角度看，左侧写着”石敢当”，右侧写着”来龙进宝”。始立时期不明（有称康熙年间），设立位置为村边的石梁桥边，有明显的镇风煞功能。这是迄今为止，笔者在翔安境内找到的个头最高的狮面石敢当。

最为有名的是大嶝溪墘里大胡子剑狮石敢当。这尊剑狮石敢当，也有人称其为风狮爷，据说是当地最古老的风狮爷，有数百年的历史。其最显著的特征是狮面下部的”大胡子”——浓密卷曲的须发从狮面两侧垂下，如同一位威严的老者。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尊石敢当的功能具有多重性：它立于村口，具有挡风煞的功能，可谓”风狮爷”；它身上刻有”石敢当”字样，具有镇煞辟邪的功能，可谓”石敢当”；它口中衔剑，具有斩煞驱邪的功能，可谓”剑狮”。三种身份集于一身，恰恰说明了风狮爷、石敢当、剑狮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们并非截然分开的独立品类，而是闽南厌胜术系统中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不同形态。

六、方志中的风狮爷记载

近年，我一直在搜集与风狮爷相关的文献记载，尤其是方志中的记录。在公开信息中，引用最为广泛的是1992年版《金门县志》的记载：“浯地苦风，村落多在藏风处。其当风路口，每见有石刻巨兽，作猿狻张口人立状，俗语称风狮爷，云可挡风。”后续增修的《金门县志》又补充写道：“风狮为镇制风煞之神。”

前些时候，某公号发表了一篇题为《风狮爷信仰之源：首次揭秘金门县志中的最早文献记录》的文章，指出共有两本《金门县志》提及风狮爷信仰：一是1968年由金门县文献委员会编纂的《金门县志》（上册第291页，由金门文史专家黄振良提供资料）；二是民国11年（1922年）的《金门县志》，据悉由“厦门文史专家卢志明提供资料，学者庄伯和在论文中引用”。

笔者手头并未收藏1968年编纂的《金门县志》，仅备有厦门大学出版社再版的光绪版《金门志》与民国11年《金门县志》。经仔细查阅，特别是礼俗篇部分，并未发现与风狮爷相关的记载。不确定是否为出版方在整理过程中有所删节，有待进一步考证。

由于民国11年《金门县志》未能找到实证，目前仅余1968年版《金门县志》一条线索。据悉，该版中关于风狮爷的记载如下：“浯地苦风，村落多在藏风处，其当风路口，每见有石刻巨兽，作狻猊张口人立状，俗称风狮，云可挡风。”然而，这能否视为“《金门县志》中的最早文献记录”？为此，笔者查阅了金门地方研究者的相关论述。

《金门风狮爷》一书作者陈炳容的观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指出，早期与金门相关的志书，如明代《沧海纪遗》、清代《泉州府志》《金门志》《马巷厅志》，以及民初的《金门县志》《同安县志》等，均未记载风狮爷。陈先生推测，或因风狮爷用于镇煞，民间视为禁忌避而不谈；也可能是修志者疏忽，或认为此属迷信陋习而未予收录。

同时，陈炳容提出：“迄今所见，最早记载金门村落风狮爷的文献，应为许如中先生主编的《新金门志》。该志在‘人民志’第四篇‘宗教及民间信仰’中写道：‘风狮：浯地苦风，村落当风处，每见有石刻巨兽，作狻猊张口人立状，云可挡风。’第三篇‘风俗习惯’亦载：‘金门苦风，村落每在藏风处，有风患者，村落每致迁移。如李洋、西洪，昔篇村落，今鸟荒埔’。民国六十八年（1979年）编印的《金门县志》卷三‘礼俗篇’将上述两段内容合并修饰为：‘浯地苦风，村落多在藏风处，其当风路口，每见有石刻巨兽，作狻猊张口人立状，俗称风狮，云可挡风。有风患者，村落每致迁移，如李洋、西洪，昔为村落，今渐荒芜。’”

笔者虽未找到《新金门志》原书，但友人提供了许如中所著的《金门风俗志》（内容出自《新金门志》），其中确有陈炳容所引用的那两句话。经查，《新金门志》出版于1959年，这意味着其关于风狮爷的记载，比1968年版《金门县志》早了9年。可见，1968年《金门县志》的内容应是源自1959年《新金门志》，仅略作修饰，增补了“村落多在藏风处”一句。

“浯地苦风”四字，道尽了金门风狮爷存在的自然基础。金门地处台湾海峡西侧，正对东北季风的来向，每年秋冬季节，强劲的东北季风挟带海上的盐分和沙粒，横扫全岛。这种”苦风”不仅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庄稼倒伏、果树折断，更对民居建筑造成严重破坏——屋顶瓦片被掀翻、墙体被侵蚀。在缺乏现代防风设施的年代，村民只能诉诸信仰的力量，以巨大的石狮造像来”镇住”风煞。风狮爷的”高大”与”威猛”，正是这种恶劣自然环境的产物——只有足够高大，才能在视觉上形成”挡风墙”的效果；只有足够威猛，才能产生”镇住”风煞的神力。

根据这段文献，我们明白民俗中的”风狮”有三个特点，一是设置在村落的当风路口；二是功能为挡风；三是造型为狻猊张口人立状的石刻巨兽。因此，我们要将风狮爷的定义限定于”镇风煞”与”直立造型”两方面，而不是扩大至所有石狮公或瓦狮子的范畴。

“狻猊”一词的使用，尤其值得玩味。狻猊，龙生九子之一，形如狮，喜烟好坐，故立于香炉之上。以”狻猊”来形容风狮的造型，既点明了其狮形特征，又赋予了其神性的内涵。然而，我们要明白，狻猊只是形容风狮的造形特点，不是指其最初原型。风狮爷的造型源头，并非狻猊，而是狮面石敢当的演变。县志编纂者使用”狻猊”一词，是因为在传统的文化语境中，“狻猊”比”狮子”更具文典色彩，更符合方志书写的规范。

风狮爷与金门民生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密切。在金门的传统农业社会中，风煞是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东北季风不仅摧毁庄稼，还带来海上的盐分，使土壤盐碱化，影响来年的收成。因此，“挡风”不仅是风水上的需求，更是生存上的刚需。风狮爷立于村口，不仅是一道精神上的”防风墙”，更是村民集体意志的象征，体现了闽南沿海人民坚韧不拔的生存意志。

为了纠正风狮爷在定义上的混乱状态，早在三年前，笔者就曾特意撰写了《论风狮爷的起源》一文，对百度百科关于风狮爷的表述进行了逐条纠正。2024年9月28日，百度百科终于接受了笔者的建议，将《论风狮爷的起源》一文正式采纳为文献来源之一。将风狮爷的总述修订为：“风狮爷，亦称风狮，福建省的一种地方民间风俗同，为闽南狮爷文化的分支，其主要功能是镇风，其分布地主要是在沿海或者海岛的风口之地。而石狮公（爷）的概念更为广泛，它是指闽南文化区普遍存在的石狮厌胜物。风狮爷因其风格独特，有时也被视为与石狮公（爷）并列的厌胜物。”

这一修改，虽然只是一条网络百科词条的变动，却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它标志着风狮爷的定义，从”日本琉球文献主导”转向了”闽南本土研究成果主导”；从”概念混淆”走向了”边界清晰”；从”下位概念取代上位概念”的误区，回归到了”风狮爷是狮爷文化分支”的正确认知。对于风狮爷文创产业而言，这一概念上的澄清，意味着文创设计者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风狮爷的核心特征，避免将所有的石狮公都”泛风狮爷化”，从而创造出更具文化深度和辨识度的风狮爷IP。

七、第三代风狮爷文创呼之欲出
风狮爷，根植于翔安、金门地区的特色厌胜民俗，脱胎于闽南源远流长的狮爷文化。它与一般石狮公、石狮爷同属狮神崇拜体系，更是与闽台剑狮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瑰宝。依托这一深厚民俗发展起来的风狮爷文创，历经三十余年演变，如今即将迎来第三代迭代升级，开启民俗文化大众化、市场化、时尚化的全新篇章。

在翔金地区风狮爷文创发展脉络中，有两位文创人值得一提：1989年，金门陶艺师王明宗在金门开创风狮爷文创，被誉为“风狮爷文创之父”；2022年，翔安陶艺师陈青山在黄厝村启动风狮爷文创，成为翔安风狮爷文创的开拓者。两人一前一后，构成了近几十年翔金风狮爷文创发展的主要脉络。

三十余年间，风狮爷文创从民俗复刻到艺术创新，再走向大众消费，形成了清晰完整的三代迭代体系，定位、风格、受众截然不同。

第一代：民俗复刻型风狮爷

以金门王明宗为代表，主要以还原民俗原型为核心，加以局部的创新，打造出第一代的文创风狮爷。此类风狮爷造型贴近传统石雕风狮爷，气质古朴威严，注重原汁原味的传承，属于小众文创、收藏级作品，主要面向民俗爱好者与特定收藏群体，文化性强，但大众亲和力偏弱。

第二代：抽象艺术型风狮爷

以翔安陈青山为代表，主要走艺术抽象、简约变形路线。弱化传统威严感，强化线条、造型与视觉艺术效果，风格现代、个性鲜明，但仍属于艺术家主导的小众创作，受众依旧有限，市场化稍有欠缺。

第三代：众创类人型风狮爷

第三代风狮爷目前还在萌芽状态，它将是全民向的新一代文创，也是风狮爷从小众艺术走向大众消费的历史性跨越。其核心特征在于将风狮爷形象与人类形象、社会角色深度融合，贴近当代审美，引发情感共鸣。

第三代文创风狮爷的七大特征：

大众化：突破小众圈层，面向全民、游客、青年、家庭，真正做到喜闻乐见、人人可接受。

在地化：坚守翔金共有的民俗根脉，作品造型尽量提炼自本地真实存在的风狮爷特征，地域标识鲜明。

市场化：根据需求开发风狮爷文创，适配现代消费潮流，可开发盲盒、手办、挂件、摆件、潮玩、伴手礼等多元产品，商业延展性极强。

科技化：依托AI设计、3D打印技术，降低创作门槛，实现快速迭代、柔性生产、规模化供应，可随时响应市场需求。

拟人化：不仅是“长出手脚”，而是赋予其社会角色（如学生、摊贩、旅行者、邻里大叔），让风狮爷成为“能讲故事的人”。

共情化：不再强调“镇风止煞”的威严，而是聚焦现代人的情绪痛点（孤独、焦虑、怀旧、渴望守护），让风狮爷成为“情绪陪伴者”。

轻喜化：是一种介于喜剧与温情之间的风格策略——它不追求爆笑或强烈讽刺，而是通过温和的角色反差、生活化的小意外、善意的自嘲，制造会心一笑。

第三代风狮爷，不再是小众艺术品，而是大众消费品，是真正属于新时代的乡土文化IP。即使是单独一个造型，也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IP。在其高级阶段，甚至还可能实现顾客自行设计，人人皆可设计的众创模式。

翔安与金门同属“翔金文化圈”，但此前缺乏统一的标志性文化IP。第三代风狮爷有望成为翔金文化的专属符号，可应用于区域标识、城市宣传、文旅推广等场景，让“翔金文化”拥有具象化的表达载体。

随着大嶝国际机场的投用、厦金大桥的加速推进，厦金两地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将加速融合。第三代风狮爷可依托这两大基础设施带来的机遇，成为厦金交流的“文化名片”：打造风狮爷主题候机区、文创商店，使其作为迎接八方游客的“第一文化符号”；开发厦金大桥纪念款风狮爷，使其成为两地融合的标志性文创产品，传递“厦金同心”的理念。

第三代风狮爷的“拟人化”设计具备跨文化传播的潜力，可借助文旅展会、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等平台，走出闽南、走向全国乃至世界，成为闽南文化对外传播的核心载体，提升闽南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助力闽南文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名片。

第三代风狮爷文创的未来，绝非单一的产品迭代，而是一场以民俗文化为核心、以大众消费为导向、以区域融合为目标的文化与产业变革。在时代机遇的加持下，第三代风狮爷必将从“乡土民俗符号”成长为“全国知名文化IP”，让承载着闽南人乡愁与祈愿的风狮爷，跨越山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八、我主张的风狮爷定义

为了更好地界定风狮爷的概念，笔者尝试着提出风狮爷定义草案，以供各位对风狮爷感兴趣的文化工作者讨论：

风狮爷，简称风狮，是闽南地区以镇风煞为核心功能的狮爷厌胜物信仰形态，也是福建省极具地域特色的民间信仰遗存之一。其造像以直立、张口的大型石狮造型为主，多设置于村落隘口、风口等迎风处，兼具辟邪、祈福等信仰内涵。风狮爷信仰曾广泛流布于闽南沿海风沙地带，现存实物遗存主要集中于金门县全境及厦门市翔安区的大嶝、小嶝诸岛。其造型可能由闽南狮面石敢当、狮身石敢当逐步演化而来，是闽南沿海居民在长期与风沙灾害抗争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文化符号与镇煞民俗，体现出了一种守土佑民、抵御自然灾害的乡土守望精神。

这一定义草案，包含了风狮爷的几个核心要素：

第一，信仰归属。风狮爷不是独立的信仰体系，而是石狮公信仰的一个分支。这一定位，既承认了风狮爷的独特性，又保持了其与石狮公母文化的联系，避免了”下位概念取代上位概念”的误区。

第二，形态特征。“直立张口的大型石狮造型”，强调了风狮爷与蹲狮、坐狮的区别。直立，是风狮爷最显著的形态特征，也是其能够”挡风煞”的视觉基础；张口，是其抗风神性的体态象征；大型，是其区别于护宅镇巷狮爷公的重要尺度。

第三，功能定位。“主要功能为镇风煞”，这是风狮爷区别于其他石狮公的核心功能。风狮爷之所以成为风狮爷，关键在于其”镇风”的功能。虽然风狮爷也有辟邪、祈福等内涵，但这些是次要功能，是石狮公信仰的共性，而非风狮爷的特性。

第四，设置位置。“通常设置于村落入口或风口”，这是风狮爷功能定位的空间体现。风狮爷不是宅内的镇宅物，而是村落的公共守护物；不是任意位置的装饰品，而是风口地带的风水设置。

第五，分布范围。“曾广泛分布于包括金门在内的闽南沿海地区”，这一定位既承认了金门风狮爷的知名度，又指出了其闽南大陆的源头和更广阔的历史分布。使用”曾广泛分布”，也暗示了风狮爷在大陆地区的遗存因历史原因而大量消失的现状。

第六，造型渊源。“其造型可能源于狮面石敢当、狮身石敢当的逐渐演变”，这是一种审慎的学术表述。风狮爷的起源问题，目前尚无定论，“狮面石敢当演变说”是笔者基于田野调查提出的假说，使用”可能”一词，既表达了笔者的学术判断，又保留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第七，精神内涵。“体现了守土佑民、抵御自然灾害的乡土守望精神”，这是风狮爷的文化升华。风狮爷不仅是一尊石刻巨兽，更是闽南沿海人民精神的象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不逃避、不抱怨，而是以信仰的力量，以艺术的创造，树立起一道道精神的防风墙。这种”乡土守望精神”，是风狮爷文创可以深入挖掘的文化内核，也是风狮爷IP区别于其他民俗符号的精神深度。

结语

风狮爷的研究，不仅是一个民俗学课题，更是一个涉及文化认同、乡土记忆与文创发展的综合性命题。从百度百科的词条修订，到田野调查中的实物发现，从金门的风狮爷文创，到翔安的石狮公遗存，我们看到了一个文化符号在现代社会中的复杂命运。

风狮爷的探索之路，还远未结束。在闽南的乡村，仍有大量的石狮公被误称为风狮爷；在文创市场，仍有大量的”风狮爷”产品缺乏文化内涵；在学术研究领域，仍有大量的空白等待填补。然而，正是这些”未竟之事”，为后来的研习者、创作者、守护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愿风狮爷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一个清晰的、有深度的、有温度的文化符号。愿每一尊立于村口的风狮爷，都能继续守护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愿每一个走进闽南的访客，都能读懂风狮爷背后的故事；愿风狮爷文创，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更能传递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欢迎读者留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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