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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寄愚：在新闻战线上，“时刻准备无条件为党牺牲”

闪电新闻
2026-07-29 12:25·山东·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APP闪电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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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寄愚：在新闻战线上，“时刻准备无条件为党牺牲”

齐鲁网·闪电新闻7月29日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白色恐怖笼罩街巷，一场不足三分钟的秘密入党仪式，奠定了青年于寄愚（当时叫于海）的终身信仰。此后六十年，他从左翼文艺战士到战地报人，从宣传战线到专业文学作家，辗转沪、鲁、皖三省，始终以笔为戈，将毕生精力献给党的新闻与文艺事业。

青年时期的于寄愚（于虹岗于健提供）

2026年5月至6月，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重走山东新闻干部‘北上南下’之路”项目组成员分赴山东龙口、蓬莱和上海，专访了于寄愚远房族孙、原山东能源龙口矿业集团史志办主任、首席编修、《龙矿集团志》副主编于泉城和于寄愚之女、爱康集团上海区域医疗运营副总经理于虹岗。两场深入访谈，让于寄愚这位革命先辈的过往，从历史深处清晰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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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泉城接受采访杜馨语摄

蓬莱育赤子

于寄愚（1909—1991），原名于玉海，字寄愚，曾用名于海、郁海、余润汉、笔名杨书云，山东蓬莱安香于家村人，是安香于家东支始祖于瓒的十八世孙。根据《安香于家村史》记载，这个仅有200多户、不足800人的村庄，抗战期间有50多人参军参政，全民族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累计130多人投身革命，涌现出6名革命烈士。于寄愚一家即有九位亲人投身抗战洪流，是安香于家村作为“蓬莱抗战第一村”的生动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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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蓬莱安香于家村杜馨语摄

谈及家族家世，于泉城娓娓道来：“于寄愚家是我们安香于家村的首富。于寄愚的父亲于光垣是清朝盐税官，伯父是北京的皇家御医，叔叔北京高等学堂毕业，留学日本学法律，曾任北平法院民事庭庭长。家里有百亩良田、江南风格的三进四合院、几十间房屋，还有店铺和产业。”

于泉城认为，于家的革命传统与父母的开明教育密不可分。他的父亲于光垣回乡倡导教育，作为当地的开明乡贤，1916年，他带头出资，联合几位开明乡贤，在安香于家与二刘家村之间筹建启明小学，为家乡新式教育打下了根基。“正由于家境富有，加上父母注重子女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教育，倡导读书，在于寄愚的兄弟姊妹从启明小学毕业后，9人中有5人被送到北平读中学和大学。”北平作为新文化、新思想传播的前沿阵地，让年轻的于家子弟开阔眼界，早早树立起救国理想。

“于寄愚前辈本身很聪明，他先后在唐山交通大学读工科、在杭州国立艺术院（也叫杭州国立艺专）学美术，再后来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学习外语专业。在他的兄弟姊妹当中，是读书多，跨学科多、多才多艺的复合型人才。”于泉城这样介绍青年于寄愚。

于泉城从于寄愚的回忆录中得知，1926年秋，17岁的于寄愚(当时叫于玉海)考入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的前身）补习班。彼时军阀混战，国运动荡，他怀着爱国热情，开始参加学校里中国共产党秘密组织领导的工人运动，包括募捐支援开滦煤矿罢工工人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消息传来，于寄愚陷入政治苦闷，身边进步同学陆续消失——有的被捕，有的出走。孤独和抑郁中，他做了一个决定：逃避现实，走一条“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

弃艺赴洪流

1929年夏天，于寄愚（当时叫于玉海）私自离家，来到杭州，考入杭州国立艺术院（后称杭州国立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与张眺、李可染等同学同年考入该校，他从一个学工科的学生变成了学美术的学生。他蓄起长发，试图在绘画中寻找精神寄托，试图用艺术隔绝乱世纷扰。

1929年，于玉海（于寄愚）在杭州国立艺术院的学籍登记表（于泉城提供）

于寄愚之女于虹岗回忆：“他说去杭州，其实是为了自己的爱好。他很喜欢艺术，喜欢画画，他就去了艺专，在艺专的时候接触到的同学有共产党。来到上海以后，他比较深地受到鲁迅思想的影响。也是想通过文艺的方式，通过宣传来唤醒民众，反映当时民众的需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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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虹岗接受采访朱晓雯摄

也正是在杭州求学期间，一位知己与引路人的出现，彻底扭转了他的人生轨迹。此人便是张眺，笔名耶林，山东潍坊人，中共地下党员、左翼文化运动骨干。两人以山东同乡身份相识，初见时，张眺谈吐沉稳、待人亲和，让于寄愚倍感亲切。

于寄愚（于玉海）曾问他：“我过去学科学，现在学艺术，你不认为我的行为有些荒唐离奇吗？”张眺回答：“你学过科学对学艺术很有用。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要有科学头脑。”

此后，张眺时常到访，为于寄愚（于玉海）带来《莽原》《奔流》《语丝》《创造月刊》等进步刊物。于泉城分析道：“应该说，于寄愚（于玉海）是在杭州国立艺术院上学期间接触到党的理论，从此坚定革命信仰的。而引导他参加革命活动的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张眺。”在革命思想的感召下，于寄愚（于玉海）拨开思想迷雾，重新看到民族解放的希望，坚定了为无产阶级大众文艺奋斗的信念。

在张眺的指导下，由于寄愚（于玉海）出面负责，成立起一个左翼文艺团体，叫“泼波社”，人数将近20人之多。“泼波社”以开展无产阶级大众文艺为宗旨，出过几期墙报。他们又通过社会关系，在当时杭州的《国民日报》上出过几期副刊。

除了文艺评论，于寄愚（于玉海）他们还在墙报上对学校当局提出指责与非难，这引起杭州当局和学校当局的注意。“泼波社”一名成员被叫去问话，交出了全体人员名单，社团活动被禁止。张眺一度被捕。

“泼波社”成立前后，另一部分同学成立了“一八艺社”。根据于寄愚（于玉海）的回忆，当时的印象，他们是一种纯学术性的文艺团体，没有既定的政治倾向性，其中也有“泼波社”的少数成员在内。后在张眺、李岫石、罗言侃影响下，“一八艺社”逐步“左”倾。

1930年夏天，于寄愚（于玉海）因参加上海的左翼活动被杭州国立艺专开除后前往上海。随后“泼波社”大部分成员、“一八艺社”部分成员也陆续被开除，李岫石、胡一川、姚馥等人最早一批赴沪。这批人后来成了上海左翼美术运动的骨干。特别是“一八艺社”在上海成立分社后，受到鲁迅大力培植与支持，成为上海新兴木刻运动的主力。

沪上立初心

抵达上海后，于寄愚更名于海，进入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投身左翼文艺运动。在张眺的介绍下，于寄愚（于海）先参加了“互济会”的工作。7月，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在上海成立。许幸之为主席，沈叶沉为副主席，于寄愚（于海）任总干事。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他组织盟员写标语、撒传单，在纪念日参加游行示威，为“上海反帝大同盟”“互济会”等组织提供宣传画稿。

“尽管当时困难重重，但是于寄愚（于海）为党工作的热情一刻也没有动摇。1930年秋后到1931年初，于寄愚（于海）先后在党的机关报《红旗日报》做发行工作、在左翼刊物《文艺新闻》做编辑工作。”于泉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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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于寄愚（于海）编辑的《文艺新闻》报刊。（胡一川的女儿胡珊妮提供）

农历1931年底（1932年春节前），于寄愚（于海）经张眺、洪灵菲介绍，在四马路茶楼完成了一场没有党旗、没有仪式的入党仪式，一共不到三分钟。于寄愚（于海）轻声背诵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准备无条件地为党牺牲”。此前他因洪灵菲调离、发行站遭破坏而两次错失入党机会，组织认为他在与上级组织失联期间仍主动革命，已算经受考验。多年后，于寄愚（于海）在回忆中感慨：“我就像一匹失缰的马，终于被党找回来了。”

于泉城动情地说：“他那句‘我时刻准备无条件地为党牺牲’的誓言，不是一句空话，是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理想信仰、自己的追求和个人的一切，全都交给了党和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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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泉城撰写的于寄愚入党经历文章刊发于《烟台日报》（于泉城提供）

入党后，于寄愚（于海）服从党组织安排到沪西做贫民工作。“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不久，于寄愚（于海）被党组织调出，协助成仿吾筹办《德言报》，宣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3月，于寄愚（于海）又被党组织安排在“美联”担任党团书记，负责恢复“美联”组织。1932年5月，在党的领导下，加上鲁迅先生的鼓励，根据革命的需要，于寄愚（于海）与江丰、艾青等人发起成立“春地美术研究所”，以“一八艺社”成员为基础，吸收部分美术界青年通过美术来开展革命活动。

然而，革命之路从不平坦。虽然他们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涨，因斗争经验不足、方法过于公开和暴露，引起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1932年7月，于寄愚（于海）与江丰（周熙）、艾青（蒋正涵）等十余位进步文艺工作者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为名逮捕入狱。

“1932年在上海被捕后，尽管他身体比较单薄，在监狱里还是遭受了很多的折磨，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威逼利诱，想尽办法让他出卖组织、交待同志。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一字不吐，哪怕自己受尽苦难，也绝不背叛党。”于泉城说。

于泉城根据史料记载介绍，于寄愚（于海）在狱中还成立了党支部，他担任中共秘密支部书记，生活委员会主席，领导狱中的党、团员与敌人展开斗争，组织同志们学习，把监房办成传播党的理论和思想、培养人、锻炼人的学堂。

于泉城说，据于寄愚的侄孙于健介绍，当时于寄愚的母亲范老太太卖掉了四十亩地，派于寄愚的三哥带款去了上海，在家人和上海山东同乡会及社会上层人士的努力下，1934年于寄愚（于海）被保释出狱。

历经两年牢狱磨难，于寄愚（于海）返回家乡蓬莱养伤，并改名“于寄愚”。为隐蔽开展革命工作，他选择以乡村教师为职业，向学生和乡民传播进步思想。于泉城分析说，他选择当老师，是因为教师这个身份比较隐蔽，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能更好地在暗地里开展革命斗争。他利用在启明小学教书的机会，悄悄向学生和身边群众传播进步革命思想，联络当地的进步青年，发展革命力量，为蓬莱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和革命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35年10月，他与二哥于仲淑（时任蓬莱私立尊三小学校长）一起组织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演出抗日话剧和歌曲。此后他又前往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学习英语。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他毅然放下书本，与弟弟于眉（当时叫于经海，北京大学学生，1936年入党，时任中共北京大学党总支委员兼东斋党支部书记）一同返回家乡，投身胶东抗日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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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于寄愚（后排右二）在北平与友人合影（汪东提供）

烽火办党报

1937年8月以后，中共蓬莱县特别支部、第一届中共蓬莱县委先后成立，于眉先后任党支部书记和中共蓬莱县委首任书记。1938年2月，按照上级党组织的部署，于眉作为蓬莱首任县委书记，在家乡点燃抗日烽火，创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后称“三军二路”）。于眉任政治特派员，于仲淑（于寄愚和于眉的二哥）任大队长，后根据革命需要改任副大队长，副指挥，于寄愚任参谋长、后任副指挥。这支队伍在蓬莱艾崮山区开辟了抗日根据地。

于泉城从家乡老人的口述中得知，“于寄愚前辈虽是文化人出身，却毅然冲在革命一线，曾在第二次攻打蓬莱县城的战斗中腿部负伤。他既懂军事指挥，协助开展武装斗争，又擅长宣传动员，鼓舞大家的抗日斗志，在艾崮山抗日根据地，他和战友们一边抗击日寇，一边守护群众”。

同年7月，考虑到他文化水平高，以及腿伤和丰富的办报经验，党组织将于寄愚调至胶东《大众报》社。这位左翼“美联”出身、曾在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工作过的文化人，自此担负起党报的领导重任。

1938年8月13日，中共胶东特委在黄县（今龙口市）姜家店村、莱山院创办《大众报》。于寄愚任首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年底接任社长。报社分设编辑部、印刷部、经理部和电台部等部门。当时办报没有固定办公地点，只能随部队转移；没有专用印刷纸，就用粗糙的土纸、毛边纸代替；没有油墨，就自己动手熬制；没有先进设备，就用最简陋的工具手工排版、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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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报照片

1938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进攻蓬莱，报社由黄县秘密转移至掖县（今莱州市）马台石村。次年春，又转移至莱阳县东馆村（今属莱西市）。此后，报社在栖霞、牟平、海阳、牙前等地流动办报，工作人员在敌人频繁扫荡中创造了分组活动、分头出报的经验。

“敌人的扫荡随时可能到来，他们常常是白天转移隐蔽，夜里连夜赶印报纸，哪怕条件再艰苦、环境再危险，于寄愚前辈都带着报社同仁咬牙坚持，坚持出版报纸，硬是在战火中把这份党报办了下去。”于泉城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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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黄县（今龙口市）的胶东《大众报》旧址（姜永进拍摄于泉城提供）

原胶东《大众报》首任社长贺致平在《我与大众报》一文中，曾这样回忆于寄愚初到报社时的情形：“去年（指1938年）年末，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不得不离开大众报社，继续负责的是于寄愚同志。他是一个短小古怪而又极端幽默的人物，说话带有讽刺又有直爽风味；他的态度不容易使人了解，但工作却很严肃。初到报社时，担任副社长，同志们对他的印象都不好，但也有的觉得他很可笑，几乎每个时间都有人谈着讨厌他的话。但过了一个时间，谁都觉得他是最可亲近的领导者，他不但写作能力好，而且处世为人都很深刻而周到。”贺致平写道，于寄愚“在工作中获得了同志们的信任，给大众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胶东《大众报》充分发挥了党的喉舌作用，它以创办时间早、发行数量大、覆盖面积广、而在山东乃至全国的文化宣传战线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1948年12月，改名《胶东日报》。1950年5月，因中共胶东区委撤销而终刊。

于泉城说，于寄愚在主持胶东《大众报》工作期间，同时还兼任联合出版社负责人，他办报始终坚持真实、接地气，讲究内容务实，文字朴实，让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听得明白，始终坚守党报为民的初心。

于寄愚的工作远不止办报。他还投身文化教育，创办抗日中学，发展民校识字班，组建文工团。据《蓬莱市志》记载，1938年4月，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艾崮山抗日根据地兴办抗日中学，于寄愚和弟弟于眉、妹妹于汀子都担任过兼职教师。1938年9月，胶东文化界救国协会在掖县郭家店成立，于寄愚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并担任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

于泉城说，对待报社的年轻编辑、记者，他总是手把手地教他们写稿、编辑、做保密工作，既严格要求，又悉心爱护，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办报经验传授给大家，培养出了一大批胶东早期的新闻宣传骨干，为党的新闻事业储备了人才。

据著名美术工作者李善一回忆，1938年8月他刚参加工作不久，因喜欢画画，被胶东特委青年部部长林乎加介绍给于寄愚，协助于寄愚设计书籍封面。于寄愚虽身居领导岗位，却毫无架子，不仅耐心指导他设计封面、讲解木刻创作要领，还逐字逐句帮他修改文章。于寄愚为人严肃而亲切，从不苛责，让初涉革命文艺工作的李善一倍感温暖。李善一曾深情地说：“于寄愚同志是我参加革命后的第一位老师。”

齐鲁传薪火

1939年春，于寄愚奉命调离胶东，前往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社工作。同年9月，他担任《大众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继刘导生和匡亚明之后，于寄愚是《大众日报》历史上第三位报社领导人。

“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第一时间深入基层，走访群众，摸清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革命宣传重点，始终紧扣党的政策方针，把宣传工作和当地群众需求、革命形势结合起来。”于泉城说，凭借着扎实的工作能力和对党的忠诚，快速适应了各地的工作岗位，把革命宣传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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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资料图片

此后，他又相继担任冀鲁边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冀鲁日报》社社长，在担任鲁中、鲁中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期间，直接领导《鲁中大众》《鲁中南报》等报纸的编辑出版工作。

于泉城说：“在工作中，他在坚持端正报纸编辑路线、方针的同时，重视发挥党报的群众性，倡导设立读者来信栏目，培养大量的工农通讯员，使党报既宣传党的政策、思想，又反映群众的意愿，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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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中南报资料照片

“他非常重视记者和编辑的培养，不仅重视提高编辑记者的理论水平，还重视他们的业务水平的提升。”于泉城说，原外交部副部长宫达非曾在《我的大学》中写道，1939年至1941年在《大众日报》工作的那段时间，是他的“大学生活”，而“导师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于寄愚同志”。宫达非初到报社时，对如何做报纸工作“可以说茫然无知”，是于寄愚“教授”他边教边学、边学边做。

于寄愚开篇第一课是讲解什么是党报、如何做党报工作。他反复强调，党报就是党的喉舌，是党的集体宣传者和集体组织者。在战争年代，根据地人民只要看到报纸，就等于领受了党的领导。他还规定了“编前会谈制度”，即每期报纸编辑前，他召集各版编辑开会，把编报当作一次战斗任务来部署。报纸出版后还要举行检查会议，互相检查提意见。

关于父亲对新闻工作的理解，于虹岗说：“他跟我们所表述的就是来带领民众、引领民众，把民众的思想引导到党的路线方针上来。新闻是什么？新闻就是党的喉舌，他就这样讲。报纸是什么？报纸是用来唤醒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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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时期的于寄愚（于虹岗于健提供）

社论是报纸的灵魂，这一重要担子多由于寄愚承担。为了不误出版时间，社论稿件多半连夜赶写。宫达非回忆，每有重要社论，第二天清晨看到于寄愚案头的烟缸里总是装满了烟蒂，“太阳出来了，他才打着呵欠去睡觉”。

于寄愚还特别重视报纸的多样性和活泼性，倡议开辟“街谈巷议”“批评与建议”“有问必答”等小专栏。他对编辑们说：“办一个报纸，除去严肃性外，还必须具有群众喜闻乐见的多样性、活泼性、知识性、趣味性。”他曾打比喻说，一个人在严师授课面前可以受到教育，在朋友交往闲谈之间也可受到教育，得到知识。一份报纸如果读者把它当成好朋友，这是办报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

他对编辑记者的培养，不仅体现在业务上，更体现在做人上。宫达非回忆，于寄愚曾把他比作一匹“小马驹”：“你这一马驹可能变成一匹坏马，但也能变成一匹好马，甚至一匹千里马。这种变化就是矛盾斗争的变化，如果平时能用功学习，严格要求自己，你就会成为一匹千里马。”

宫达非说，于寄愚平时看问题常有独到之处，从不做一般化的泛泛空谈，“对上不媚对下不傲，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宫达非与他相处甚熟，但从未听他背后议论过别人的长短。

于虹岗回忆，家里时常有年轻人来拜访父亲，包括他去世以后，有一些叔叔我其实不是很熟悉，但是人家也会过来拜访。“在人家的口中，就像宫达非先生那样，会提起我父亲对别人的栽培。有的说是给他改稿子，有的是给他制定了一个框架，说于老先跟他谈，给他说应该怎么写一个大的架构，然后人家就去做。那我理解为人家在他去世以后过来拜访，或者他在的时候就过来看他，可能也是一种对老师的感谢。”

从土地革命时期投身革命起，一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工作在文化宣传战线上。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于寄愚曾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文委书记、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长、山东省文联首任党组书记等职。于泉城补充道：“在1950到1951年，于寄愚还兼任过山东大学（济南华东大学）艺术系主任，该艺术系后并入南京艺术学院，于寄愚因此位列南京艺术学院历届校领导名录，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艺术人才。”

皖江守清怀

1959年，于寄愚因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职务发生变动，从华东区文联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的领导岗位调任安徽省文联任专业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他的历史问题得以解决，任安徽省文联顾问，生活条件也得到很大的改善，安徽省委、省政府给他分配了四室两厅的新楼房，1987年7月离休。面对人生起伏，他写下十六字座右铭自勉：“能上能下上下听便，有得有失得失由之。”

于泉城感慨：“支撑他的，是一辈子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和对党、对人民的初心，他从来不在乎个人的职务高低、名利得失。不管身处领导岗位，还是成为普通专业作家，他都始终坚守本心，踏踏实实做自己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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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寄愚的部分小说和剧本（于泉城提供图片）

于虹岗说，父亲在文革期间被贬低很多年，但他始终没有抱怨过组织，或者说过他做这件事情很后悔。其实他可以在家里做个地主少爷，也许会生活得很好，但是他从来没有抱怨。于虹岗认为：“一个干部被贬到安徽，他依然能够好好存活下来，照样出现在子女面前，是一种开朗慈父般的形象，跟我们讲很多人生的道理。如果说他很纠结他的地位，我觉得他做不到这样。”

著名作家鲁彦周曾回忆，于寄愚刚到安徽时主动提出跟他去金寨深入生活，说：“老鲁，你带我去吧。”鲁彦周颇为意外：“于老，您怎么这么说？怎么是我带您？应当是我陪您啊！”于寄愚答道：“老鲁你还讲究形式？你是老安徽，我新来乍到，当然是你带我了。”

彼时的他身为行政11级高级干部，薪资优厚，却栖身破旧小平房，常以两块豆腐乳佐酒下菜，一身旧衣穿了又穿。他不修边幅，帽檐耷拉，不了解他的人很难将这副模样与党的高级干部联系起来。于泉城说，他晚年在安徽过着这样清贫的生活，并不是没有条件改善，而是一辈子革命生涯养成的艰苦朴素的本色。在他心里，吃穿住行都是小事，从来不会追求物质享受，一辈子淡泊名利。

于虹岗回忆，父亲对自己很节俭，“对于我们现在买的东西，他都没有这种需求”。她认为，支撑父亲走过艰难岁月的，是一种超越物质的理念：“他们当时做这个事情，就是认为未来国家是很光明、很美好的。但是现在我做这个事，我准备就是去牺牲的。如果不是这种理念，根本不行的，没有东西吃，生活又苦，怎么受得了？因为带着这种理念，我觉得他们人的灵魂已经超越肉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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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于寄愚与女儿、女婿和外孙合影（于虹岗于健提供）

于寄愚给小女儿取名“虹岗”。于虹岗回忆父亲对名字的解释：“彩虹的虹，我爸说是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幸福生活才像彩虹一样美丽。冈是土堆的意思，彩虹照在山冈上就是慰英灵，很多牺牲的人都在山冈上，然后有一道彩虹在上面，就是告慰英灵说现在我们很好，现在我们后代很好。”

于虹岗谈到，父亲在教育子女上极为耐心，从不打骂。“我父亲从来没骂过我，他都是很耐心的。”在她眼中，父亲是“特别慈父的那种”。于寄愚注重从小事入手，“从很小的事情来教育子女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和做事情的一种方法”。于虹岗举了一个例子：小时候母亲让她扫地、剥毛豆，她不肯，母亲便以钱为奖励。父亲知道后告诉她，这种“看到有好处才去做”的想法属于“实用主义者”，并以此为契机，向女儿讲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

即便身处逆境，于寄愚依旧保持着战争年代养成的豁达。他晚年身居陋室，看淡职务高低，将主要精力放在文学创作上。他创作了长篇小说《一支不正规的队伍》（上下册，49.8万字），反映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军民从无到有建立抗日武装的历程。还出版了小说集《石头奶奶》《石板沙溝一家人》《青石崖下》等作品，以及《阿侬女》《花芙蓉》等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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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寄愚编写的剧本《花芙蓉》（于泉城提供图片）

于泉城说，他创作这些胶东革命题材作品，素材全都来自自己亲身经历的革命岁月。他的创作初心，就是想把自己亲身经历的那段艰苦卓绝又光荣伟大的革命历史记录下来，把胶东军民的革命精神、先辈们的奋斗故事留存下来，让后代子孙永远记住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记住老一辈革命者的牺牲与奉献，让红色历史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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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寄愚的小说《一支不正规的队伍》（于泉城提供图片）

《人民日报》原文艺部副主任、高级编审、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著名作家石英曾评价：“战争年代以至建国初期，我常见到有的老同志资历很长，笔耕不辍……但平时不事张扬，并不以‘大家’自居……我觉得寄愚同志就是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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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于寄愚参加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于虹岗于健提供）

于泉城提到，于寄愚在文联工作期间，甘为人梯，对年轻人的培养也是值得称赞的。原安徽省政协常委、著名戏剧作家刘云程回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进行文艺创作时，得到于寄愚无微不至的关怀——帮他修改文稿、推荐作品。见他经济条件不好，于寄愚每顿饭多买几个菜让他一同分享；见他抽不起好烟，于寄愚每晚往他宿舍放一盒较好的香烟。于寄愚去世后，刘云程专门撰文纪念这位提携后辈的恩师。

1991年8月8日，82岁的于寄愚在安徽合肥逝世。临终前，他特意嘱咐家人：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保留骨灰。一生淡泊名利的他，连身后事都选择归于平淡。

《安徽日报》在1991年8月12日《于寄愚同志逝世》的讣告中写到：于寄愚同志自30年代初投身革命，在党的文艺事业和新闻、宣传工作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一生忠于共产主义信仰，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不计较个人名位。直至病重期间，仍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与人民疾苦，充分表现出一位老共产党员永远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

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省政协主席高克亭在回忆录《革命文化战线上的干将于寄愚》一文中写道：“寄愚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宣传文化战线上，他的贡献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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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省政协主席高克亭回忆于寄愚的文章发表在《山东党史》1994年第6期（于健提供）

宫达非则在怀念文章中写道：“人终是要死的。如果一个人死后，同他一起工作过的还活着的同志们会经常想到他、怀念他——他是一个好同志，对别人很宽厚，平等待人；对工作很认真，对名利很淡泊；胸怀坦荡，不计升迁……这里并没有使用‘伟大’‘优秀’这等词来称赞他，而这样一个同志确实可以称得是一个好同志了，一个难得的好同志。”

于虹岗最想告慰父亲的是：“长辈最不放心的其实就是未来他走了以后，孩子会怎么样。其实我想告慰他的就是我们都很好……那是我父亲追逐一生的事业，他当时放弃他幸福的生活、家庭的优渥条件去投身革命，为的就是很多老百姓都很好。现在做到了，我们作为他子女也享受其中，应该说很告慰他。”

从1932年上海茶楼的三分钟入党宣誓，到1991年在合肥的安徽省人民医院悄然离世，于寄愚用六十年时光践行了那句“无条件地为党牺牲”的誓言。他出身名门却心系苍生，身居高位却安于清贫，历经坎坷却初心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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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泉城、于虹岗、于健撰写的于寄愚事迹文章刊发于《烟台日报》（于泉城提供）

于泉城最后坚定地表示：“我想通过于寄愚前辈的一生，告诉当代年轻人，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是无数像他一样的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我也希望未来有更多人能参与到红色史料挖掘、红色文化传承中来，一起铭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代代相传，让先辈们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行。”（文：崔雨梦王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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