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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玉武||法庭旁听记录权案例：日本“雷佩塔案”（1989）||比较法刑辩


徒法不能自行
2026-07-29 14:44·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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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权的宪法光芒与法庭开放性的史诗翻转：

日本“雷佩塔案”（1989）全面深度剖析

引言：从旁听席上的一支笔说起

1989年（平成元年）3月8日，日本最高裁判所大法庭就“雷佩塔诉日本国案”（レペタ訴訟，Repeta v. Japan，又称“法庭旁听笔记案”）做出终审判决。这一判决不仅在日本Constitutional Law（宪法学）与Judicial Administration（司法行政）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更是全球比较法视野中关于法庭公开原则（Trial Publicity）与知情权（Right to Know）制度化重构的典范。

在该案之前，日本法院的法庭旁听席上存在一条延续数十年、被奉为铁律的禁令：普通旁听者进入法庭严禁记笔记，违者将遭到法警的训诫、没收纸笔乃至驱逐出庭；唯有获得法院“特别许可”的“司法记者俱乐部”（司法記者クラブ）加盟记者，才享有在旁听席上挥毫记录的独占特权。

一位来自美国的法学者——罗伦斯·雷佩塔（Lawrence Repeta），因试图在法庭旁听席上使用纸笔记录审判过程而被拒，随后愤而以“法庭禁止笔记侵犯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为由，将日本政府推上了被告席。

虽然在判决主文（Holding）中，最高裁判所大法庭驳回了原告的国家赔偿请求，但在判决理由（Court's Reasoning）中，最高裁判所却做出了划时代的法理判定：旁听人在法庭内记录笔记的自由，属于宪法第21条第1项（表现自由与知情权）精神所保障之范围，非有合理之特别事由，不得任意加以限制或禁止。

这一判决不仅彻底颠覆了日本数十年的法庭旁听管控机制，更直接催化了日本司法公开的现代化变革。

案件背景与诉讼起源：一个美籍法学者的“旁听笔试”

1.原告罗伦斯·レペタ（Lawrence Repeta）其人

罗伦斯·雷佩塔（Lawrence Repeta）是一名美国执业律师，当时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及客座研究员在日本从事日本法与比较法研究。他深耕于日本的行政法、社会运动法律实务以及司法公开机制，对日本刑事诉讼及司法审判的实际运作抱有极高关注。

为了深入研究日本司法实务中的国家安全、金融监管及官员贪腐等刑事案件，雷佩塔多次前往东京地方裁判所（Tokyo District Court）旁听刑事案件的公开审理。

2.旧有法庭惯例：“旁听笔记限制”与“记者俱乐部特权”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各级法院在依据《裁判所法》第71条行使法庭警察权（Courtroom Police Power）时，普遍推行极度严格的旁听秩序管理措施。各法院在法庭入口处均张贴告示，明确规定：

“未经审判长许可，不得在法庭内摄影、录音或记录笔记。”

在实际操作中，这种“许可”被极度收紧：


普通公众与学者：申请记笔记几乎无一例外会被拒绝。法院认为，旁听者的笔记行为会产生翻动纸张的噪音、吸引其他旁听者目光，甚至可能被用来传播未经证实的庭审片段，从而“破坏法庭的严肃性与诉讼秩序”。

司法记者俱乐部（司法記者クラブ）：这是附属于各级法院与省厅的独占性新闻记者组织。法院仅对该俱乐部所属的主流媒体（如朝日、读卖、NHK等）记者核发“记笔记许可证”，允许其在指定席位上进行书面记录。


这种制度构成了极其鲜明的身份双重标准（Differential Treatment）：普通公民被视为“被动的物理存在”，只被允许用耳朵听、用眼睛看；而信息记录与传播的权力，则被完全垄断在机构化媒体手中。

3.事件爆发与诉讼提起

1982年间，雷佩塔在东京地方裁判所旁听一起涉及《所得税法》违反及股票交易违法（社会高度关注的经济犯罪）案件。为了精确研究诉讼程序的进行以及辩方辩护策略，雷佩塔向审判长提出了提交书面申请以获得“法庭笔记许可”的请求。

审判长依据当时的司法行政惯例，拒绝受理其申请，并明确告知：“作为一般旁听者，您不得在法庭内记笔记。”

雷佩塔认为，记笔记是人类大脑记忆能力的延伸，是准确获取信息、进行学术研究与行使公民监督权的基础手段。禁止记笔记使得“审判公开”退化为毫无实质意义的形骸化形式。

在日本弁护士联合会（日弁连/JFBA）人权拥护委员会及多位日本宪法学者、人权律师的全力协助与支持下，雷佩塔于1983年依据《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项，向东京地方裁判所提起诉讼，控告日本国（最高裁判所/下级法院裁判官）的行政限制行为违宪违法，要求国家赔偿其精神损害。

宪法法理博弈：原被告双方的核心争点

本案在历经东京地方裁判所（一审）与东京高等裁判所（二审）的驳回后，上告至最高裁判所大法庭。在最高裁判所的审理过程中，辩论焦点集中于日本国宪法的多个核心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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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点一：宪法第82条（审判公开原则）的性质与射程

日本国宪法第82条第1项：“裁判之对审及判决，应于公开法庭行之。”


原告（雷佩塔侧）主张


宪法第82条所规定的“审判公开”，绝不仅仅意味着将法庭大门向公众敞开、允许公民物理性地进入法庭。公开的本质在于司法透明度与公众监督。如果旁听者不能记笔记，仅凭人类有限的记忆力，根本无法准确还原复杂的庭审举证与辩论过程。因此，宪法第82条保障旁听者享有“通过记录以精准理解和传达庭审内容”的宪法权利。


被告（日本国侧）主张


宪法第82条是一项制度性保障（Institutional Guarantee），其历史宗旨在于防止暗室审判、保障被告人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第82条是对法院设定的客观诉讼程序义务，并不直接向个别旁听者赋予可裁判的、“索取或记录庭审信息”的个人主权权利（Subjective Right）。

争点二：宪法第21条（表现自由与知情权）对笔记自由的保障

日本国宪法第21条第1项：“保障集会、结社及言论、出版与一切表现之自由。”


原告主张


表现自由并非仅仅包含“输出（表达）”的自由，必然延伸性地包含“输入（搜集与接收信息）”的自由，即知情权（知る権利）及新闻取材自由（取材の自由）。记笔记是搜集、整理、消化法庭公开信息的物理性手段，是后续进行学术研究、新闻报道、公众讨论的前置前提。限制记笔记即是对表现自由链条的源头封杀。


被告主张


宪法第21条保障的是思想表达与观点传布。法庭内的记录行为属于诉讼秩序管理的范畴。审判长依据《裁判所法》第71条行使法庭警察权，全面禁止旁听者做笔记，是为了维持法庭庄严与审理效率，属于合理的行政裁量，并未剥夺公民表达思想的自由。

争点三：宪法第14条（平等权）与记者俱乐部特权

日本国宪法第14条第1项：“全体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因种族、信条、性别的、社会身份或门第，而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关系中受歧视之情事。”


原告主张


法院仅仅因为旁听者不是“司法记者俱乐部”的加盟记者，就一律拒绝其记笔记的申请，构成了基于“社会身份/职业身份”的无合理依据之歧视，严重违反宪法第14条的平等原则。


被告主张


记者俱乐部成员承担着向广大社会公众快速、准确报道司法审判的公共职能。赋予其记录许可，是兼顾“法庭秩序维持”与“公众知情权”的最佳政策选择，具有充分的合理合理性理由，不构成违宪的歧视。

最高裁判所大法庭判决（1989年3月8日）解构

1989年（平成元年）3月8日，最高裁判所大法庭由矢口洪一裁判长等15位最高裁判所裁判官组成，做出了被称为日本宪法史“里程碑”的终审判决。

1.判决主文（Holding）

“上告弃却（驳回上告），上告费用由上告人负担。”

表象上的败诉：从诉讼结果来看，雷佩塔未获得一分钱的国家赔偿，其上告请求在主文层面被驳回。

然而，这恰恰展现了日本最高裁判所在高难度宪法诉讼中的“司法智慧”与“诉讼策略”——主文驳回，理由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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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决理由的法理突破

（1）关于宪法第82条（审判公开）的宪法定位

大法庭首先厘清了宪法第82条的性质：


第82条确立了审判公开的制度性保障，其目的是通过公众的监视，防止司法权力的滥用，确保审判的公正。

然而，第82条并不直接赋予个别旁听者在法庭内要求采取特定行为（如记笔记、摄影）的绝对宪法权利。


（2）关于宪法第21条（表现自由/知情权）的破天荒论断

最高裁判所接着转向宪法第21条，做出了全案最核心、影响最深远的一段法理阐述：

“在接触、吸收各种意见、知识及信息的过程中，笔记行为作为辅助记忆与理解的手段，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鉴于此，旁听人在法庭内记录笔记的行为，作为其接触与吸收庭审信息的辅助手段，在宪法第21条第1项之精神下，应当予以尊重（憲法21条1項の規定の精神に照らして尊重されるべきである）。”

这一论断的法律效果在于：


升华了笔记行为的法律性质：将记笔记从过去法院施舍的“行政恩惠（Gracious Privilege）”，提升为宪法级精神所保障的自由

确立了知情权的延伸保护：明确肯定了信息的搜集与记录是表现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法庭警察权的裁量边界与“自由原则”

关于裁判长依据《裁判所法》第71条行使的法庭警察权，大法庭做出了极其严苛的限制：


纯粹笔记无害论：旁听人静默地使用纸笔记录庭审，既不产生噪音，也不干扰他人，通常绝不会妨碍法庭公正与圆满的诉讼运营。

禁止无故干涉：裁判长在行使法庭警察权时，非有合理之特别事由，不得无故妨碍旁听者记录笔记（故なく妨げられてはならない）。

旧惯例的实质违宪违法性宣示：尽管大法庭没有在字面上直接使用“旧惯例违宪”的绝对断语，但通过确立“笔记原则自由，禁止需合理理由”的标准，实质上宣告了过去几十年来下级法院推行的一律禁止笔记、特许记者俱乐部的做法是缺乏法理依据且不当的。


（4）国家赔偿责任豁免的逻辑（为何主文驳回？）

既然旧惯例不合理，为什么雷佩塔拿不到国家赔偿？

最高裁判所采用了行政法与国家赔偿法上的经典“过失客观化与时代局限”标准：


审判长在1982年做出限制决定时，全国法院系统普遍存在上述司法行政指导惯例。

作为一个“身处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裁判官，遵守当时法院系统通行的法庭管理规程，从《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项的角度考量，不能认定该裁判官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Willful misconduct or Negligence）”。因此，国家免除损害赔偿责任。


伊藤正己裁判官的“补足意见”：本判决的灵魂

在最高裁判所大法庭判决书附带的裁判官意见中，伊藤正己（Masami Ito）裁判官撰写的补足意见（Concurring/Supplementary Opinion），被日本宪法学界公认为该判决中最具思想深度与法理华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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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正己法官在补足意见中，对多数意见（Majority Opinion）进行了极具建设性的深化与补充：

1.深度阐发“知情权”（Right to Know）的宪法结构

伊藤法官指出，在现代信息社会中，表现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深刻演变：


传统宪法观侧重于保障“发声者（Speaker）”表达意见的自由。

然而，在信息爆炸与公共决策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保障接收者（Recipient获取充分、真实信息的知情权，构成了民主社会运作的前提。

信息搜集自由（Freedom of Information Gathering）是知情权的必然延伸。如果国家权力在信息源头（如公开的法庭）设立人为壁垒，限制公民记录与搜集信息，那么“知情权”乃至随后的“公共言论”都将沦为无源之水。


2.批判旧有“法庭警察权滥用”与“时代遗物”

伊藤法官直言不讳地指出，过去下级法院对旁听笔记的一律禁止，本质上源于一种官僚主义式的防范心理与对司法权威的虚妄维护：

“把旁听席上的记笔记视为对法庭秩序的威胁，是缺乏事实依据的偏见。旁听人的笔记不仅不会破坏秩序，反而能够促使社会公众更加精准地了解司法，增强司法在国民中的公信力。将记笔记限定于记者俱乐部，不过是过去的惯例沿袭，在现代宪法精神下已属于‘时代的遗物’。”

3.比例原则（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的引入

伊藤法官强调，法庭警察权的行使必须严格遵守比例原则：


法院维持秩序的手段（禁令），必须与所防范的现实危险（如暴力、严重骚乱）之间存在实质比例关系。

记笔记属于“静态、无害的纯精神辅助行为”，对该行为实施全面预先限制（Prior Restriction），严重违反了最小侵害原则。


历史巨变：雷佩塔案之后的制度重塑

雷佩塔案判决宣告的当天，日本法律界与新闻界引发了巨大震动。日本弁护士联合会（日弁连）发表声明，高度赞扬最高裁判所“正面承认了旁听人记笔记的自由，为司法开放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这一判决迅速转化为日本全国法院系统的行政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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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告示牌的撤销与“自由化”落地

判决下达后短短数周内，东京地方裁判所、大阪地方裁判所及全国各级下级法院，纷纷派员拆除了挂在各法庭门前数十年的“禁止未经许可记录笔记”的告示牌。普通公众进入法庭旁听，无需再提交任何申请，即可拿出纸笔自由记录庭审内容。

2. 1999年5月10日《事务总局通达》（最高裁総総第121号）的终极规范

为彻底巩固雷佩塔案的成果，消除部分下级法院在个案中的执法自由裁量偏差，最高裁判所事务总局于1999年（平成11年）5月10日正式向全国法院发出通知——《关于法庭内旁听人笔记等处理之通知》（法廷における傍聴人のメモ等の取扱いについて，最高裁総総第121号事務総長通達）。

该通达将雷佩塔案的宪法精神具体化为三项硬性规则：


原则完全自由：旁听人在法庭内记录笔记，原则上自由，不需要事先获得审判长或法院的任何特殊许可。

免除事先申报：旁听人进入法庭前，无需提交任何申请书，亦无需向法警或法院工作人员声明。

极窄的限制要件：唯有当旁听者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法庭秩序（如使用大型机械设备、频繁出入制造巨大噪音等违反《裁判所法》第71条的情形）时，审判长方可个别予以制止。


自此，日本法庭旁听笔记自由完成了从“违宪诉讼争点”到“司法日常惯例”的彻底重塑。

比较法视野：雷佩塔案的理论升华与启示

对于从事比较法研究与刑事辩护实务的法律人而言，“雷佩塔案”绝非仅仅是一起关于“纸和笔”的个案争端，它在多个维度上为现代法治国家的司法构建提供了深刻的法理启示。

1.比较法视角：法庭管控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

比较维度

传统权威管控型模型（雷佩塔案前）

现代权利保障型模型（雷佩塔案后）

法庭警察权定位

统治权/管理权本位（法院主导，公众为被动接受者）

服务权/秩序维持本位（保障公正审判与公众知情权）

旁听人的法律地位

被动的物理“反射性利益”享有者

宪法知情权与司法监督权的主体

信息记录默认状态

原则禁止，例外许可（需特定身份/授权）

原则自由，例外限制（需举证具体现实危害）

媒体与公众的关系

机构化媒体独占信息垄断权（记者俱乐部特权）

普惠性公民知情权（大众与学者平等共享）

2.审判公开原则（Public Trial）的“三阶梯演进”

从雷佩塔案的判例逻辑中，我们可以梳理出现代法治国家审判公开原则的演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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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佩塔案成功推动了审判公开从“阶梯2（物理空间开放）”向“阶梯3（信息流动与记录自由）”的跨越。它告诫我们：如果法庭只开放了物理大门，却关上了信息的记录与传播大门，这种公开依然是残缺和脆弱的。

3.对刑事辩护与司法监督的实质赋能

在刑事诉讼与辩护实务（Comparative Criminal Defense）领域，法庭旁听笔记自由具有不可替代的保障价值：


辩护权与社会监督的共振


在许多高度敏感或争议极大的刑事案件中，辩护律师在法庭之内的孤军奋战，往往需要法庭之外社会公众、学术界及法律专业人士的精准关注。旁听席上的第一手详细记录，能够防止庭审笔录被选择性记载，确保辩护意见能够真实、完整地呈现于公众视野。


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Legal Community）的良性监督


学者、法学生及同行律师通过旁听记录，能够对裁判官的法庭指挥、检方的举证逻辑以及辩护律师的履职质量进行严谨的学术评估。这种“旁听席上的眼睛与笔”，构成了对司法权力隐形而强大的制度约束。


知情权作为防范司法腐败与任意性的盾牌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将庭审记录的权力交还给每一个普通公民，是防范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司法任意裁量与黑箱操作成本最低、效果最显著的宪法机制。

结语：一支笔背后的宪法尊严

罗伦斯·雷佩塔（Lawrence Repeta）在回顾这场历时六年的诉讼时曾感叹：

“当我第一次在东京地方裁判所被要求收起笔记本时，我感到无比困惑。在一个宣称是民主法治的国家，记录公权力在公开法庭上的言行，难道不是公民最基础的自由吗？六年的诉讼虽然漫长，但最高裁判所最终听懂了宪法第21条的声音。”

1989年3月8日的“雷佩塔案”判决，以一种看似矛盾的方式（主文驳回原告、理由重塑制度）写入了日本宪法史。它证明了：宪法判例的伟大，不在于原告最终拿到了多少金钱赔偿，而在于其法理是否为整个社会的自由与法治辟出了更广阔的土地。

从旁听席上一支被禁止的速记笔，到最高裁判所大法庭上对知情权宪法精神的隆重宣告；从法院门前被拆除的禁止告示，到1999年通达所确立的普遍自由——雷佩塔案用极其严密的逻辑提醒着每一个法治国家的建设者：

法庭的庄严与尊严，绝不来源于对信息流动的恐惧与封锁；相反，它恰恰建立在阳光穿透法庭窗户、容许每一位国民精准记录与监督的开放与自信之中。

附录：本案关键法条与判例资料速查


判决案号：最高裁判所平成元年（1989年）3月8日大法庭判決（昭和63年（オ）第436号，損害賠償請求事件）

判例集收录：《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民集）第43巻2号89頁

核心关联法条


《日本国宪法》第21条第1（表现自由/知情权）

《日本国宪法》第82（审判公开原则）

《日本国宪法》第14（平等权）

《裁判所法》第71（法庭警察权）

《国家赔偿法》第1条第1（官吏之故意或过失责任）


后续行政规则：1999年5月10日最高裁総総第121号事务总长通达《法廷における傍聴人のメモ等の取扱いにつ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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