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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变局：各方未雨绸缪 和平前景不易
　　近期中东局势发生不小的变化。11月27日，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停火协议开始生效。当天，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进攻阿勒颇省，占领13个村庄，这是自2020年以来政府军与反政府军之间首次爆发大规模冲突。

　　战争已经打破了中东力量平衡。当前，地区格局与各国国内政治激荡互动，中东形势正处于非常脆弱的关键阶段，叠加特朗普即将入主白宫带来的种种变化可能，中东或面临2010年以来的又一次大变局。

　　据报道，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中东问题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已经前往卡塔尔和以色列，争取在明年1月20日前达成加沙停火和释放人质协议。

　　失衡与妥协

　　黎以达成停火协议，既是地区力量格局变化的反映，也是对特朗普当选的反应。战争打到今天，抵抗轴心遭受严重战损，以色列与抵抗轴心之间的力量平衡已被打破。自2010年以来，叙利亚、也门内战和伊拉克、黎巴嫩内乱相继发生，抵抗轴心的地区影响迅速扩大，伊朗被认为是最大的赢家。

　　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抵抗轴心首次有机会展示自己积蓄十多年的实力，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和伊朗先后袭击以色列本土，一时间以色列四面受敌，这是抵抗轴心实力展现的“高光时刻”。然而，自今年5月拉法战役开始后，战场形势出现转折。哈马斯和真主党遭受“毁灭性”打击，真主党最终成为抵抗轴心链条上的缺口，率先同以色列签署停火协议。真主党被迫同意“城下之盟”，把黎以战争与加沙战争脱钩，自己还要撤回到利塔尼河以北，堪称自1982年真主党成立以来的重大军事挫败。停火协议签署后，伊朗和哈马斯都表示欢迎，说明妥协、退让、和解可能并非真主党一家的想法，而是整个抵抗轴心当前的策略选择。

　　意外的协议

　　战场形势的变化是黎以停火协议的大背景，特朗普的胜选则是催化剂。

　　人们曾经普遍预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定要把战争拖到特朗普上台，因为特朗普才是最支持以色列的美国总统。根据目前披露的提名信息，国务卿卢比奥、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驻联合国大使斯特凡尼克、驻以色列大使哈克和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堪称亲以色列的“梦之队”。

　　然而，现实情景是内塔尼亚胡抢在特朗普上台前达成了停火协议，这多少有些令人意外。一方面，停火协议可能是以色列送给特朗普的政治献礼，因为“结束战争”是特朗普的竞选承诺。无论这是不是以色列的初衷，实际效果貌似如此。停火协议达成后，特朗普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在社交媒体上说：“是特朗普促成了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停火，每个人都因为特朗普总统而来到谈判桌前，否则他们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压力。”另一方面，此时停火让以色列能够得到最优惠的条件。即将退出政坛的拜登渴望留下政治遗产，几乎满足了以色列的一切要求。

　　英国《经济学人》以“拜登在中东的最后一次豪赌”为副标题来评论停火协议，认为美国将因此背上沉重的负担，也给停火协议的落实埋下了祸根。美国要监督停火协议的落实，还要负责武装黎巴嫩政府军。在以色列与美国签署的补充协议中，若以色列认为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美国确认以色列有权在黎巴嫩境内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承诺向以色列提供有关真主党活动的情报信息；美国承诺同以色列合作防止伊朗向真主党转运武器；美国确认以色列有权在黎巴嫩领空实施情报侦察飞行。

　　相关条款明显侵犯黎巴嫩主权，受到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的强烈反对，因此没有写到正式协议中，而成为美国对以色列的“私下保证”。果然，停火协议生效的第二天，以色列就对黎巴嫩两次实施空中打击。实际上，相关各方对停火协议的信心严重不足，以色列军情部门认为能够落实的可能性只有50%。

　　换作特朗普，会不会给予以色列同样优惠的条件？以色列方面并不确定。毕竟，“交易性”和“不可预测性”是许多国家对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印象。

　　“两手准备”

　　对特朗普而言，避免打一场新的中东战争是美国最优先的目标，美国对外要减少投入、增加收入。不论是加沙战争还是黎以战争，都可能把美国卷进去，并增加美国的开支，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特朗普誓言要以最快速度结束中东的战争。

　　这显然令内塔尼亚胡担忧。鉴于美国对哈马斯、真主党影响有限，要想快速结束战争，特朗普最便捷的路径是对以色列施压。在“交易”方面，若特朗普同伊朗、沙特等国“交易”，难免会波及以色列的利益。论及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政策，则不仅是给伊朗准备的，也同样可以用在以色列身上。伊朗可以与美国交易，以色列也必须与美国交易。美国国内有分析指出，“极限施压政策针对全球各国，不管你是盟友还是敌人”。

　　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特朗普对盟友和对手的策略是一样的，这是特朗普与拜登的重大区别。无怪乎，特朗普当选后，中东相互敌对的国家均表示欢迎，以色列、土耳其、埃及、沙特公开表露欢欣鼓舞之情，甚至伊朗也认为自己面临新机遇。究其原因，中东各国洞悉了“交易”，都觉得自己手中拿着好牌。同时，既然连以色列都不敢完全信任特朗普，又有哪个中东国家敢把宝全压在特朗普身上。几乎每个国家都在做两手准备，都想把牌抓在自己手里。

　　对于美国的宿敌伊朗，一方面特朗普很有可能对伊朗再度实施极限施压政策，另一方面特朗普又声称愿意与伊朗达成大交易，两种可能性都真实存在。伊朗也是两手准备，一方面发出愿意和谈的信号，另一方面开足马力发展核能力。据报道，根据2015年核协议的规定，伊朗只能拥有300公斤丰度为3.67%的浓缩铀，目前则拥有各种丰度的浓缩铀6600公斤，特别是近期伊朗把丰度60%浓缩铀的库存从17.6公斤猛增到182.3公斤，足够制造4颗核弹。

　　转眼间，伊朗核问题突然又回到中东政治的中心舞台了。

　　更需劝和促谈

　　目前来看，中东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来自相关国家的国内形势。真主党遭受重挫，不仅改变了以色列与抵抗轴心之间的力量平衡，也直接影响黎巴嫩、叙利亚国内的力量平衡。在叙利亚多年内战中，大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叙利亚境内，帮助叙利亚政府站稳了脚跟。目前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借真主党虚弱之机发起对政府军的反攻。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从叙利亚、伊拉克撤军的可能性不小，这又会影响叙利亚、伊拉克国内的力量平衡，甚至引发动荡。当年美国军事干预中东国家内部事务是个错误，未来美国如不负责任地撤军，也只会是另一个错误。

　　回看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中东政策，地区国家的忧虑不足为怪。2019年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协议，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结果引发波斯湾地区动荡，美国与伊朗接近战争边缘。特朗普提出解决巴以问题的“世纪协议”，以经济利益换取巴勒斯坦主权，被巴勒斯坦断然拒绝，巴以局势随后恶化。特朗普默许沙特封锁卡塔尔，引起海湾国家内部分裂。

　　特朗普在上一任期促成《亚伯拉罕协议》，帮助四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是，《亚伯拉罕协议》搁置巴以问题，直接解决阿以问题，也产生了明显的负面效应。根据以色列国防军最新获得的哈马斯档案，《亚伯拉罕协议》是引发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直接导火索之一，阻止沙特与以色列建交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原因之一。

　　同八年前相比，目前中东地区局势和相关国家的国内局势更加脆弱，风险更大。和平是中东各国人民最根本的追求。作为对中东地区影响最大的国家，美国理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美国要和国际社会一道来劝和促谈，而不是持续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唯一的否决票。在中东国家的国内问题上，美国理应尊重各国的主权，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而不是动辄就谈论政权更迭，也不是煽动反对派运动，或支持反政府武装。

　　作者：牛新春（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






伊朗报复悬疑与中东危局走势
　　“报复，还是放下？”半个月来，伊朗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8月15日，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在卡塔尔开启。与此前的多轮谈判一样，由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不直接谈判，美卡埃三方居中调解。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卡迈勒和以色列海外情报局（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参加了谈判。

　　此轮谈判非同寻常，引人注目。如果能取得突破，伊朗因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德黑兰被暗杀而可能对以实施的大规模报复，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升级风险将有望避免。

　　冒险摊牌：以色列剑指“抵抗轴心”

　　以色列选择“肉体消灭”关键谈判对手，堪称明火执仗地拒绝和谈并助燃冲突。

　　哈尼亚是哈马斯创始人之一，也是2006年该组织赢得巴立法委员会选举后推选的首任总理，以相对温和与稳健著称，更是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四处奔走推动停火的巴方主谈手。

　　哈尼亚被杀并不令人意外，他早已是以色列悬赏捉拿和追杀的对象，甚至被以官方形容为“行走的死人”。2004年以来，以色列相继在加沙袭击艾哈迈德·亚辛、阿卜杜勒·阿齐兹·兰提斯等两代哈马斯领导人，还有更多哈马斯军政要员在死亡名单上，其追杀范围从未局限于巴被占领土。

　　意外的是，哈尼亚是在德黑兰参加伊朗新总统就职典礼期间被暗杀的，这是以色列再次公然侵犯伊朗领土完整、主权和尊严，且“虎口拔牙”的挑衅行为。以情报官员称，本可以在卡塔尔终结哈尼亚的性命，但最终选择安保严密的德黑兰，“旨在更引人注目且让伊朗难堪”。伊朗自伊斯兰革命建立新政权后，不承认以色列作为合法国家存在，还扶持黎巴嫩真主党，并长期支持、资助巴勒斯坦武装组织，被以色列和美国视为新的反以力量大本营。

　　此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6个阿拉伯国家及巴解组织，均未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反制措施，但伊朗与哈马斯、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人民抵抗运动等非国家行为体结成“抵抗轴心”，使以色列陷入“五线作战”境地。显然，在德黑兰暗杀哈尼亚，与今年4月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外交机构如出一辙，是以色列仗着美国撑腰，不惜冒险向伊朗摊牌之举。

　　引而不发：伊朗无心扩大事态引火烧身

　　“让以色列等待是报复的一部分，也是战斗的一部分。”8月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在视频讲话中如此表态。然而伊朗的实际决策过程远比这一表态更加复杂。

　　伊朗报复与否，决定着持续10个多月的巴以冲突是否会再次由东地中海向波斯湾外溢。此前，伊朗通过匈牙利向以色列传话透底，提出以方达成加沙停火即可免于被报复。哈马斯呼吁恢复和谈，域外大国也加强介入，这些动向使当前冲突依然有可能被控制在东地中海区域。

　　作为中东大国，伊朗显然无法隐忍再次蒙受以色列的公然挑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他军政领导人均第一时间誓言将“以牙还牙”。但直至目前，伊朗始终引而不发。有外媒称，伊朗通过匈牙利向以色列通报了“袭击意向”，后又提出放弃报复换取加沙停火，均表明伊朗无意扩大事态。

　　据悉，伊朗内部围绕是否报复以色列产生分歧，负责海外行动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主张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特拉维夫，而力主缓和对外关系且刚上任的总统佩泽希齐扬则强调应保持克制，或仅袭击以色列情报机构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秘密据点。

　　今年4月，伊朗驻叙利亚外交机构遭以色列远程空袭后，伊朗首次对以本土实施了极具象征意味的报复——选择两个军事基地，在预先向美方通报袭击计划一周后，发射了约300架无人机和导弹。这次袭击经约旦、以色列、美国、英国和法国等防空力量层层拦截后未对以色列造成实质损失。一如2020年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将领苏莱曼尼在伊拉克被美国暗杀，伊朗在预警美国后对其两个军事基地实施象征性导弹袭击。

　　这一系列反制操作表明，对“战争边缘”政策游刃有余的伊朗，始终避免与美以陷入大规模冲突，更侧重于借助“抵抗轴心”等地区盟友施压以达到博弈诉求。今年1月和4月，美国通过阿曼与伊朗对话，寻求为加沙冲突降温。一度频繁出现的对美驻叙、伊军事基地的袭击，在伊朗施加影响后也暂停了半年之久。据最新报道，伊美阿曼会谈渠道再次被启用。

　　域外大国：一致力避伊以开战

　　中东危局走势不仅事关地区和平与稳定，而且牵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大国利益。因此，域外大国十分担忧伊朗与以色列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纷纷劝和降温，以避免事态进一步失控。

　　美国正处于白宫选战白热化阶段，对巴以冲突延宕太久乃至扩大颇为焦虑，尤其是以色列不断加剧巴勒斯坦人道主义灾难，在世界舆论、国际道义等方面拖累美国。以色列反复挑战伊朗主权和尊严，颇有拖美国下水之势。因此，拜登政府对以色列拖延战事日益不满，一向强烈亲以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也公开要求以色列结束加沙悲剧。

　　但是，以色列毕竟是美国在中东的核心盟友和外交战略支柱，因此，美国不仅维持着替以色列“递刀”的固有套路，而且还在哈尼亚遇刺后加强中东军力震慑伊朗及其盟友，既呼吁伊朗保持克制，又亮出不惜为以色列与伊朗开战的底牌。更有甚者，美国近日放弃了延续数年的对沙特禁运进攻性武器的做法，变相向胡塞武装和伊朗施压。此外，英、法、德等西方大国也反复向伊朗施压。

　　俄罗斯对伊以对峙加剧也十分担忧，公开呼吁前者保持克制。俄罗斯与伊朗历史恩怨颇深，但冷战结束后双方日益走近。俄不仅顶住美国压力帮助伊朗建设多座核电站，还在叙利亚政权保卫战期间与伊朗领导的“什叶派之弧”结成战略联盟，在伊朗投入400多亿美元用于开发天然气等项目。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从伊朗进口大量无人机弥补短板救急，而且为了打破欧洲能源禁运，正与伊朗规划建立“国际南北能源走廊”，试图经过“陆海三条线”打通从里海北岸经伊朗抵达波斯湾出海口的能源管线，扩大向亚太地区的能源出口。如果伊朗与以色列陷入大规模冲突，俄不仅经济利益将受损、能源战略通道规划受阻，还将面临着如何在伊以间搞好平衡的麻烦。

　　伊朗固然有权对以色列实施反制，然而域外大国对循环报复的一致反对立场或将使伊朗审时度势并慎重决策。

　　呼吁谈判：哈马斯损失惨重期待休兵罢战

　　哈尼亚遇刺无疑是以色列刺激哈马斯、破坏国际社会停火止战努力的最新举动，也一度使哈马斯重申将永不承认以色列并“以牙还牙”。但是，哈马斯推举出新领导人辛瓦尔后，依然作为一个体系推进对以博弈策略，并于8月11日发表声明呼吁制定、落实加沙停火计划并迫使以色列执行。这表明哈马斯无意掉入以色列为延续战事而挖掘的陷阱。

　　主观上，哈马斯需要回应国际社会的主流呼声回到谈判桌前，以便落实此前美方提出的停火方案，避免承担停火谈判失败的责任。客观上，10个多月的冲突使巴勒斯坦承受了惨绝人寰的生命和物质损失。哈马斯作为加沙地带实际掌控者，必须为结束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担负起责任。另外，哈马斯武装人员损失殆尽，众多领导骨干遭到以色列追杀，实力被空前削弱，如果希望未来参与加沙治理，则显然必须及时停战止损、休养生息。

　　以色列媒体16日援引以高级安全官员的话称，以军在加沙地带的作战已基本结束，但或在“获取新情报”后重新进入加沙地带。报道称，在过去几天举行的安全局势评估会议上，以军方高层认为哈马斯的拉法旅被击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以军方高层对政府决策层表示，现在“是时候”开始互换在押人员了，因为哈马斯的大多数战斗部队已被瓦解。

　　以方的评估，也多少反映了哈马斯当前的处境。

　　骑虎难下：停火止战关键在于以色列

　　加沙战事已延宕10个多月，不仅巴勒斯坦经历了罕见的民族大劫难，以色列也陷入重大危机——国际上罕见孤立，安全上“五线作战”，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冲击，且面临是否进行第三次黎巴嫩战争乃至与伊朗直接对决的危险前景。以色列战争车轮无法停转，很大程度上在于总理内塔尼亚胡置个人政治利益于国家利益之上，在于极右翼势力一意孤行恶化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条件，推行“大以色列”迷梦。

　　号称以色列“安全先生”的内塔尼亚胡长期对哈马斯奉行“割草战略”，刻意在巴内部制造两个权力中心，进而分裂、弱化、消耗其整体实力，不期反使以色列承受重创。如果不兑现“去哈马斯化、去武装化、去极端化”的战争目标，停火之日或将是内塔尼亚胡被问责乃至面临牢狱灾祸之时。另外，与其组成联合政府的极右翼党派频繁威逼施压，胁迫内塔尼亚胡无法在既有战争轨道上刹车，甚至连续做出越境袭击伊朗目标、不惜将战火引向波斯湾的冒险之举，以至于美国媒体近日公开指责内塔尼亚胡要对中东局势不断恶化承担主要责任，尤其是借暗杀哈尼亚挑衅伊朗。

　　哈尼亚并非第一个被以色列暗杀的哈马斯领导人，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

　　就当下而言，舆论担心以色列和伊朗由以往的间接、暗战较量变为直接交手模式并不断恶性循环，使巴以冲突外溢到东地中海地区后再向波斯湾扩展，而避免这一危险前景的最佳途径就是尽快在加沙实现长久停火。

　　（作者：马晓霖，系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




非洲之角：出海口纷争盼降温
　　出海口，对于一些国家来说，是魂牵梦绕的发展机遇。通江达海，方能物畅其流。历史上，围绕出海口的国家间纷争乃至战争并不鲜见。近期，位于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就陷入了这样的争执，一时竟难以化解。一边是埃塞出海口的寻梦。厄立特里亚的独立，让埃塞成为内陆国，经济发展因此缺少外贸便利度的加持。

　　一边是索马里维护主权之争。欲与埃塞行出海之便的“索马里兰共和国”，则期望以港口换“独立”，在国际社会引发担忧和震荡。

　　一份备忘录

　　这场争执，甚至已经超出埃塞和索马里两国范围。

　　据《索马里卫报》9月10日报道，为阻止埃及将军队空运至该地区，埃塞俄比亚军队已进入索马里境内，并占领了盖多地区的多处机场。对此，索马里国防部发言人阿布卡尔·穆罕默德表示强烈谴责，称埃塞干涉了索马里的内政，侵犯了索马里的主权，并强调索马里坚决不就其任何领土进行谈判。

　　早在8月23日，索马里政府便暂停了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飞往该国的所有航班。索马里总理哈姆扎·阿卜迪·巴雷宣布，埃塞俄比亚军队将不能加入即将派出的非洲联盟驻索马里支持和稳定团，除非埃塞俄比亚退出与索马里兰签署的有争议的谅解备忘录。

　　埃塞方面也很强硬。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9月9日警告称，埃塞俄比亚将“羞辱”任何威胁其主权的国家。他在电视讲话中向任何考虑入侵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发出了严厉警告，劝这些国家在采取行动之前“三思而后行”，并强调埃塞俄比亚已准备好应对任何侵略行为。“我们不会与任何人就埃塞俄比亚的主权和尊严进行谈判。”

　　纷争的导火索，是年初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

　　今年1月，阿比与索马里联邦共和国境内的所谓“索马里兰共和国”“总统”缪斯·比希·阿卜迪签署谅解备忘录。埃塞拟租用索马里兰亚丁湾沿岸20公里土地，并获得柏培拉港的使用权，期限为50年。而作为回报，索马里兰将获得埃塞航空公司部分股权，并且埃塞未来可能会承认索马里兰为独立国家。

　　索马里政府随即召回驻埃塞大使，强调索马里兰只是索马里联邦共和国的联邦成员之一，只有联邦政府才有权向外国出租土地。

　　索马里大部分地区曾为意大利殖民地，而索马里兰曾为英国殖民地，1960年经历短暂的独立后，两地合并为索马里共和国。1991年，“索马里民族运动”在索马里内战时宣布建立“索马里兰共和国”，但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因此，纷争一起，非盟、阿盟、欧盟、伊斯兰合作组织、美国、土耳其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以及部分国家纷纷发表声明，表示尊重索马里联邦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脆弱的地区平衡

　　寻找出海口的埃塞俄比亚，也曾面朝大海。

　　公元初，埃塞俄比亚这片土地上曾建立起非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帝国——阿克苏姆王国。帝国横跨红海两岸，印度洋、红海、地中海之间的沿岸贸易让帝国繁荣而强大。后来，埃塞俄比亚的政权历经多次变更，但对红海地区的统治权始终是历代君主的追求。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让亚非欧三大洲进一步联通。1882年，意大利占领阿萨布，并以此为据点在这片非洲之角逐步扩张。1889年，意大利强迫埃塞俄比亚签署《乌西阿利条约》，条约规定割让所有沿海地区给意大利。第二年，意将占领区合并为统一殖民地，命名为“厄立特里亚”（拉丁语意为“红海”）。

　　本是同根生，如今却走到“冤家路窄”的境地。埃塞在二战后获得了独立地位，而厄立特里亚却不再接受被重新划入埃塞。几经战争，厄立特里亚在1993年独立，埃塞俄比亚遂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内陆国。

　　自此，寻找出海口成为埃塞历届政府的梦想。

　　阿比曾于2023年10月发表声明称，获取港口对于埃塞俄比亚来说是“攸关存亡”的问题，要将1.2亿埃塞人民从“地理监狱”中解救出来。

　　在非洲大陆的东端，“非洲之角”伸入阿拉伯海数百千米，与阿拉伯半岛互成掎角之势，扼守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要道之一——曼德海峡。统计数据表明，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都经过曼德海峡。当前，占埃塞贸易总量95％的货物借道吉布提港进出口，埃塞因此每年支付高达15亿美元的港口使用费。而此次谅解备忘录中所提及的柏培拉港，承载着全球12%的货物运输，一旦埃塞在曼德海峡获得这一出海口，不仅可以节省港口使用费，还将极大受益于全球贸易。

　　另有观点认为，埃塞俄比亚一直以来都是地区大国，加之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是非盟总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等重要机构所在地，被誉为“非洲的政治心脏”，使得埃塞怀揣着成为非洲政治经济大国的雄心。然而，出海口的缺失似乎成为阻碍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力的“短板”。2020年1月，由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八国组成的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理事会在沙特成立，埃塞则被排除在外，对其造成极大打击。

　　此外，埃塞一直想在红海沿岸建立军事基地，确保其在红海的军事存在，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拥有自己的出海口。

　　新的变数

　　历史上，埃塞和索马里就曾因争夺欧加登地区而爆发惨烈的战争，以索马里的撤军而告终。在这次危机中，索马里似乎不再甘于被埃塞俄比亚压制，而是选择与埃塞纷争不断的埃及结盟。这打破了脆弱的地区平衡，成为非洲之角地缘政治格局发展的重大转折点。随着埃塞和索马里的外交纷争日益凸显，相关国家或选边站队，或斡旋调停。

　　非洲地区大国埃及强化了同索马里的军事合作。8月14日，埃及总统塞西同索马里总统马哈茂德举行了会谈，重申埃及支持索马里统一和主权的立场，双方签署了两国军事合作议定书。

　　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因复兴大坝问题长期关系紧张，两国就尼罗河水的用水权分配、复兴大坝的运营规则以及进行蓄水的自主权等问题争执不下。为了有效抗衡埃塞俄比亚，埃及选择与埃塞的敌手索马里建立更深的合作关系，以联手应对埃塞的挑战。

　　索马里智库萨汗研究院的分析师拉希德·阿卜迪认为，“如果埃及在与埃塞俄比亚的边境部署地面军队，那么两国可能会直接对抗。两国直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较低，但发生代理人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中东地区大国土耳其在两国间居中斡旋，充当调解人角色。自埃塞与索马里爆发外交冲突以来，土耳其已经在今年6月和8月促成了两轮和谈，土耳其外长哈坎·菲丹称，安卡拉相信两国达成合作性和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指日可待，并表示将努力推动第三轮和谈取得成果。

　　兼顾两头的土耳其，与两国都保持着牢固关系。一方面，土耳其是埃塞俄比亚的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约有200家土耳其公司在埃塞开展业务，埃塞还是非洲地区土耳其无人机和弹药的最大买家之一。而另一方面，土耳其又在索马里拥有其最大海外军事基地，今年2月双方签署了《国防和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索马里总统马哈茂德表示，土耳其是“唯一表示愿意帮助索马里保护领海、开发资源和重建索马里海军的国家”。作为回报，土耳其石油公司将拥有索马里1.5万平方公里海域的勘探许可证，并将派遣“奥鲁奇·雷伊斯”号地震勘探船于9月底或10月初前往索马里，与索马里共享该地区的石油资源。

　　埃塞与索马里的外交争端久拖未决，埃及、土耳其等国的入局又带来了新的变量。

　　解决复杂问题，离不开建设性的主张。2022年初，中国提出“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支持非洲之角地区国家应对安全、发展、治理三重挑战。此后，中国外交部非洲之角事务特使积极开展穿梭外交，中国积极支持地区国家举办首届非洲之角和平会议，广泛凝聚各方和平与发展共识，助力非洲之角成为和平发展之角、合作共赢之角。

　　埃索之间的这场外交纷争，看似始于1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实际应归根于殖民者早就埋下的“定时炸弹”。重建信任，避免冲突，修复殖民主义留下的裂痕，迎来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需要非洲之角地区国家团结自强，通过协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作者：冯源






德国政治地震:极右翼政党缘何胜选
　　在9月1日结束的德国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的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这不仅在德国政坛引发震动，在国际社会也备受关注。

　　众所周知，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极右翼、种族主义和纳粹思想正是肇始于图林根州。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一个世纪之后，极右翼政党再次成为德国东部“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政治力量，仍然让世人瞥见历史长长的背影。

　　震荡已然带来变化。9月9日，德国内政与国土部长费泽已下令要求所有德国陆地边境恢复护照检查，以减少无签证入境德国的人数。

历史的背影

　　历史，在图林根州改写。德国选择党以32.8%的得票率排名议会选举第一，老牌大党基民盟（基督教民主联盟）以23.6%位居第二，左翼新党“瓦根克内希特联盟”以15.8%排在第三。

　　在萨克森州，基民盟以31.9%的得票率排名第一，德国选择党以30.6%位居第二，“瓦根克内希特联盟”首次参选获得11.8%的席位，顺利进入州议会。

　　选择党的狂飙突进令人吃惊，德国执政联盟三党的惨淡表现同样令人吃惊。在图林根州，德国总理朔尔茨所在的社民党以6.1%的得票率勉强保住了议席，绿党和自民党均未超过5%得票率的门槛，失去了进入议会的资格；在萨克森州，社民党（7.3%）、绿党（5.1%）勉强进入州议会，自民党再次落败。

　　一句话，是不是变天了？至少在德国东部。

　　在这两州选举中，最大的看点无疑是选择党的迅速崛起。由于选择党的得票率接近三分之一，按照相关法律能够在议会中构成“阻碍性少数”，这意味着选择党有能力在议会中否决修改法律等重大议题，选择党也通过这场选举真正摇身一变，从在野党成了有实权的政党。尤其是在图林根州，该州的选择党领导人比约恩·霍克将这一结果称为“历史性胜利”。



　　此处不得不介绍一下比约恩·霍克，作为选择党元老，自2019年以来，霍克多次发表涉及德国历史、移民政策以及民族主义的言论，已被德国迈宁根行政法院描述成“法西斯分子”。今年5月至7月，短短数周内，霍克就因使用被禁止的纳粹口号而两次被哈勒地区法院定罪。克罗地亚媒体《晨报》甚至将霍克称为“欧洲最危险的男人”。

　　这并非杞人忧天。德国历史学家延斯-克里斯蒂安·瓦格纳说，现在的时代背景尽管与1933年纳粹上台时不同，但历史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29年，也是在图林根州选举中，纳粹党首次进入州议会，仅仅4年后，希特勒就当选为德国总理。被法西斯阴霾笼罩的历史仅仅过去不到80年，欧洲人民沉重的集体记忆再次被唤醒。



　　年轻人的不安全感

　　瑞士《新苏黎世报》评论称，“选择党的胜利欢呼证明，无论是国内情报部门的报告、政治对手的警告还是忧国忧民的社论，许多选民根本不会为之所动，选择党已经是德国东部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政治力量”。舆论分析认为，选择党之所以能在所有主流政党的排挤中逆势而上并站稳脚跟，是多种原因共同导致：

　　一是民众对移民政策和安全问题的担忧。今年以来，德国持刀袭击事件频发，更成了对选择党的“神助攻”。尤其是8月23日发生的索林根市持刀袭击案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嫌疑人为26岁的叙利亚男子，疑似“伊斯兰国”成员。

　　在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选民普遍认为传统政党未能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导致选择党的激进排外立场获得更多支持。选择党抓住了选民对移民增加和相关社会问题的担忧，将这些议题作为其竞选的核心并取得了成功。



　　二是经济不确定性及选民对经济政策的不满。德国东部是传统上较为依赖工业和农业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西部，在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背景下，许多东部地区选民对经济前景的担忧进一步加剧。而选择党在竞选中宣传的减少中小企业和普通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减少德国对欧盟预算的贡献并恢复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反对全球化并保护国内市场和产业等经济政策充分迎合了东部地区选民的经济诉求，因而获得了选民支持。

　　三是选民对联邦政府和政治精英的不信任。东德地区的选民长期以来对西德政治精英存在不信任感，尽管统一已经超过30年，但东部选民仍然感到他们的声音在联邦层面上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许多选民认为，这届联邦政府在执行政策方面效率低下，尤其是在处理移民和经济问题上未能兑现承诺，这加剧了联邦的失望情绪。选择党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批评现有政治体制成功吸引了那些对联邦政府和政治精英感到失望的选民。

　　四是选择党的策略赢得了年轻群体的支持。在图林根州，30岁以下的选民中有35%投票给选择党，比2019年选举高出10%，在各政党中遥遥领先。选择党在Tiktok等平台上的表现尤其出色，不仅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社交媒体运营，还注重打造平易近人的形象，自我标榜为“能解决问题的政党”，对年轻人宣称“我会照顾你，一切都会好起来”，极大地回应了当下德国年轻人的不安全感，这是其他传统政党所不具有的优势。

“不能解决问题就下课！”

　　选举的结果是“痛苦的”。德国总理朔尔茨称：“选择党正在损害德国，它削弱了经济，分裂了社会，并损害了我们国家的声誉。”朔尔茨还呼吁两州组建“没有右翼极端分子的稳定政府”。

　　萨克森和图林根的选情，让德国政界和媒体对右翼势力崛起和未来政治局势深切担忧。经济界担心，投资者会因为选后可能出现的不友好环境而放弃投资。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主席莫妮卡·施尼策表示，国家机构和教育机构已经面临人员短缺的问题，尤其是考虑到选择党反对技术移民的立场，这种情况可能会加剧，使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的公司在全球争夺资质技工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马塞尔·弗拉茨彻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认为，选择党提倡贸易保护主义、减少移民、减少开放和多样性的政策可能会导致公司和技术工人外流，而更多公司可能会因此破产和迁移。

　　在行业层面，选择党获胜带来的焦虑感也在日益上升。德国信息技术、电信与新媒体协会主席拉尔夫·温特格斯特说，德国必须继续保持一个“开放和创新的国家”，而选择党不代表这些价值观。“如果没有外国人才，萨克森州计划中的半导体工厂将无法运转。”



　　不过，在这两场选举中，朔尔茨本人和执政联盟遭遇的挑战更大。朔尔茨领导的社民党在选举中表现不佳，执政联盟中的另外两个政党（绿党和自民党）表现更差，选举结果加剧了舆论对朔尔茨领导能力的质疑。

　　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执政联盟内讧加剧。一方面，三个党派就养老金改革等分歧较大的议题相互指责；另一方面，在选举中惨败的自民党内部甚至有人呼吁退出执政联盟，否则其党首林德纳应该下台。有分析人士指出，尽管目前局势还不明朗，但如果这两场选举的失利导致德国执政联盟解散，德国将不得不提前举行大选。

　　德国电视二台评论称，“（执政联盟）要证明他们能够解决问题，有行动能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下课，甚至提前下课”。

子弹还得飞一会儿

　　不管对于获胜的选择党还是德国主流政党，现在只是一个艰难历程的开始。

　　对于选择党而言，尽管在图林根州赢得了选举，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其得票数并未超过半数，按照法律规定无法单独执政，必须同其他政党组成执政联盟。由于德国主要政党均明确表示拒绝与其组阁，接下来的组阁谈判将面临巨大挑战，能否顺利实现执政还是未知数。

　　如果选择党无法完成组阁，理论上该州第二大党基民盟可以和“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及社民党，或和“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及左翼党组成三党联合政府。届时选择党虽然赢了选举却仍然无法执政，将面临“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局面，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这两场选举结果也会对9月底即将到来的勃兰登堡州议会选举和明年9月的德国大选产生影响。根据目前的勃兰登堡州议会选举民调结果，选择党以24%位居第一，社民党、基民盟和“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均在20%上下。同属德国东部，勃兰登堡州与萨克森和图林根有相似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选择党的强势表现可能会对勃兰登堡州选举产生“搭便车”效应，助其继续取得类似的成功。

　　如果选择党在勃兰登堡州获胜，一方面将激励其他地区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甚至在西部地区也出现类似的趋势，对现政府不满的情绪和对保守政策的需求可能会推动选择党在全国范围内扩展其影响力，为其备战2025年联邦议会大选打下基础。

　　另一方面，选择党持续对基民盟、社民党等传统主流政党持续产生冲击，将迫使传统政党在移民、能源政策、乌克兰危机和欧盟事务等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提出更加保守的政策以防止选民流失。届时，德国政治的分裂将进一步加剧，联邦议会大选后的组阁也将变得十分困难，不排除陷入更严重政治危机的可能。

　　文/焦授松

　　图源/新华社、网络








“在印度制造”：道阻且长问题多
　　近日，苹果公司发布的最新季度财报显示，该公司第二季度在大中华区的营收为147.3亿美元，同比下降6.5%。大中华区成为苹果该季度营收唯一下跌的主要市场。

　　今年7月，国际数据公司发布的手机市场季度报告指出，今年第二季度，苹果手机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出货量已跌出前5名。

　　分析人士认为，苹果手机在华销售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印度组装的手机质量有问题。据英媒报道，从印度生产线出来的苹果手机零部件中仅有约一半质量合格，这与苹果公司的“零缺陷”标准相差甚远。

　　部分视频博主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传苹果手机拆解视频，揭示了印度组装的苹果手机存在的瑕疵，如主板上有明显指纹印迹、摄像头内部存在灰尘等。

　　这些质量问题使得消费者对高价位的苹果手机感到失望，从而影响了苹果手机在欧洲和中国市场的销售表现，迫使苹果降价促销。

　　据印媒报道，2023—2024财年，苹果在印度组装的低端机型的总价值约为140亿美元，占其全球产量的14%，而高端型号则继续在中国组装。低良率所导致的利润缩水和退货潮，已成为“在印度制造”战略给苹果公司制造的大难题。

　　与全球企业的信任危机

　　“在印度制造”战略由印度总理莫迪在2014年首次上任时提出，旨在提升印度国内制造业的比重，吸引外资在印度投资和生产，强化本土制造业。

　　电子产品组装被视为该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为了促进关键领域和尖端技术的投资，带动制造业实现规模经济，增强印度公司和制造商的全球竞争力，印度政府于2020年3月推出“生产挂钩激励计划”。

　　到2022年11月，该计划已推广至印度14个主要行业，包括电信、白色家电、纺织、医疗器械制造、汽车、特种钢材、食品、高效太阳能光伏组件等。然而，这些行业中的大多数仍主要依赖中国制造，对中国技术人员的需求很高。

　　苹果遇到的品控问题，凸显了外资企业在印度投资过程中普遍面临的困难。

　　今年7月，印度首席经济顾问纳格斯瓦兰在向议会提交的《2023—2024年经济调查》报告中，就对当前“在印度制造”战略进行了反思。报告指出，尽管印度成功吸引了苹果公司供应商生态系统等价值创造者的关注，但印度希望填补中国“腾出的制造业空缺”的想法可能过于乐观，特别是在轻工业领域。

　　因此，报告建议，为了促进印度制造业的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供应链，印度必须与中国的供应链对接，并在吸引中国投资与进口中国商品之间找到平衡。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对纳格斯瓦兰的建议表示支持，认为印度应允许更多中国投资进入。

　　有印媒指出，印度自独立以来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最为失败的地方，在于未能增加制造业的产出和就业份额。

　　去年3月，印度上议院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尽管印度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详尽的规划，但仍未与全球企业建立起足够的信任。”营商便利度低和制造业竞争力不足，是制约印度吸引更多投资的主要原因。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一项研究显示，印度在制造业竞争力、法规、税收政策、劳动力素质和成本等多方面的吸引力排名，低于泰国、越南、墨西哥和印尼等国家。

　　“一颗难敲开的硬核桃”

　　虽然印度推出了多项激励措施，以增强国内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但实际成果和预期之间存在显著差距。苹果面临的困境表明，印度在实现其成为全球制造中心的目标方面，面临诸多问题。

　　印度纺织品出口商威尔斯潘首席执行官兼董事总经理戈恩卡在参观本地制造工厂时就表示：“尽管印度市场具有一定潜力，但从现阶段来看，印度还不具备承担我们全部供应链的能力。与中国成熟的制造业相比，印度制造业的规模和成熟度仍显不足。”

　　高关税与生产本土化，是外资企业迈入印度市场需要面对的双重壁垒。印度庞大的人口规模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但这实际上是“一颗难敲开的硬核桃”。

　　在业界看来，印度的关税和贸易法规本身就不透明，往往难以预测，导致外资难以进入印度市场。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今年公布的《印度国家商业指南》报告指出，印度所有产品的加权平均适用税率在二十国集团中是最高的，印度也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约束关税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近年来，随着印度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国内生产商，印度的贸易壁垒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加。面对外资进入印度市场，印度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坚持生产本土化，这已成为外资企业在印度市场生存的首要条件。

　　外资企业在印度市场面临诸多限制，特别是在涉及高科技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时。比如，印度政府对美资企业设定了更高的准入门槛，在政策上也更为严格。

　　美国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一直表现出对印度市场的兴趣，但由于印度对进口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特斯拉与印度政府的谈判陷入僵局。特斯拉希望印度政府降低关税并提供税收优惠，但印度政府坚持要求特斯拉首先在印度设厂生产。由于双方在此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特斯拉至今未能正式进入印度市场。

　　据了解，印度电动汽车市场正处于起步阶段，去年电动汽车仅占汽车总销量的1.3%。由于电动汽车前期生产成本高昂且缺乏配套充电站，许多买家仍在犹豫是否要购买电动汽车。

　　人才短缺与“人口红利”

　　限制人才自由流动是印度发展制造业面临的又一障碍。

　　中国的技术人才曾对印度相关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印度手机和电子产品协会主席莫辛德鲁表示，技能人才的流动对电子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近年来，数以千计的中国公民去印度的商务和就业签证申请被拒，使得印度一些行业面临严重的技术人才短缺问题。位于新德里附近诺伊达的一家电子制造公司高管表示，签证限制不仅导致公司运营成本上升、投资计划受阻，更损害了印度公司作为可靠供应商的国际声誉。

　　印度国内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正制约着“在印度制造”战略的实施进程。尽管印度拥有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但这一优势并未有效转化为制造业的驱动力。

　　印度经济监测中心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印度失业率从今年5月的7%大幅上升至6月的9.2%，创8个月来新高。

　　印度人类发展研究所所长沙尔玛指出，尽管印度存在巨大的非熟练工人就业潜力，但能产生大量就业岗位的制造业却未能得到充分发展。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教授、印度裔经济学家阿什卡·莫迪进一步指出，由于印度新增就业缓慢且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印度要成为全球经济强国的道路仍然十分漫长。

　　对于印度政府而言，就业难题可能导致印度的人口红利逆转为人口压力，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如何有效利用人口红利，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确保“在印度制造”不只是一个口号，已成为莫迪政府的一大挑战。

　　种姓歧视阻碍高效运营‍‍‍‍

　　还有专家指出，印度的制度环境存有制造业发展的隐患，而社会文化对制造业的适应性也存在一定不足。

　　制造业通常依赖统一的组织文化来实现高效率的生产，但印度文化高度分散的特点，使其难以产生群体凝聚力。尽管印度宪法明令禁止基于种姓的歧视，但种姓歧视在社会中仍顽固存在。

　　印度的种姓制度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彼此割裂，不同种姓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界限。高种姓往往不愿在低种姓的上司手下工作，曾有外企因为提拔低种姓员工而遭到抵制，甚至最低种姓群体“达利特”只能从事清洁、垃圾清扫等工作。这种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对制造业的高效运营构成了重大挑战。

　　此外，印度各邦的法规、规则和政策各不相同，对现行法律的主观解释也存在差异。印度南部地区较为富裕且历史悠久，而北部地区则相对贫穷。北印度人更倾向于使用印地语，而南印度人则主要使用英语或各自的官方语言。

　　印度中央政府规定印地语和英语同为官方语言，但各邦可以自行选择本邦官方语言。印度境内拥有1万以上人口的语言多达122种，印度宪法中列出的官方语言就有22种。如此多样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为印度的制造业发展增添了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在今年6月结束的印度大选中，莫迪曾承诺，到2047年，印度将成为发达国家。他还誓言加速发展国家基础设施，并把印度建设成为全球制造业强国。

　　有观察人士指出，要实现这些宏伟目标，莫迪需要克服诸多障碍，必须直面印度发展不平衡、改革停滞和长期“艰难”的营商环境。可以说，在吸引和稳定外资的道路上，印度仍面临重重挑战，其当务之急是确保外资的安全，增强外资的信心。

　　文/陈晓阳








边打边谈，加沙冲突能否跳出历史循环？
　　8月25日，中东又起战端。黎巴嫩真主党宣布成功地对以色列实施了报复行动，向以色列境内发射320枚火箭弹和大量无人机，命中14个军事目标。真主党宣称，此举是为报复以色列上月底暗杀该组织高级军事指挥官福阿德·舒库尔。而暗杀发生3周后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表示，原因之一是为加沙停火谈判留出时间。

　　加沙停火谈判已持续数月，至今仍未取得切实进展。就在黎以交火的同一天，新一轮谈判在开罗举行，不直接参加谈判的哈马斯也派出代表团，与斡旋方埃及和卡塔尔会晤并听取谈判结果。作为加沙战火的外溢，黎以冲突扑朔迷离。但左右地区局势的关键，依然是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斗争。

　　“彻底消灭”与“恢复战力”

　　随着本轮巴以冲突进入第11个月，转折点似乎即将来临。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此前也已表示，以军在加沙地带的作战已基本结束。

　　在以色列方面看来，哈马斯虚弱至极，即将被“彻底消灭”。事实是否如此？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一些美国研究机构认为哈马斯保存了多数战斗力。哈马斯卡桑旅下辖的24个营中，只有3个营被摧毁；8个营具备有效战斗力，能够在加沙对以军发动地面攻击；13个营被严重削弱，仅能在加沙对以军发动零星的游击战。更重要的是，在过去六个月，哈马斯至少有7个营的实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以色列国防军、总理办公室对此进行了驳斥。以色列军方声明指出，哈马斯卡桑旅已几乎被打垮，多数营的战备水平非常低，不再具备作战能力。

　　以总理办公室的回复则更加明确，称哈马斯24个营中有22个被打垮，只有在加沙中部的两个营还具备战斗力。以色列认为人质可能掌握在这两个营手里，因而没有进行全面“清剿”。

　　尽管美以双方的评估差距甚大，但是仍然可以从中分析出一些基本事实。

　　首先，哈马斯作为一支军队还没有被消灭，不管拥有战斗力的营是两个还是8个。

　　其次，哈马斯实力受到严重削弱，要么被打散，要么转入地下。

　　最后，哈马斯能够迅速恢复战斗力。在贾巴利亚难民营，以色列去年11月就宣布打垮了哈马斯，但今年5月返回时却遇到哈马斯3个营的顽强抵抗。在加沙城的加扎区，以色列已经反复进行过4次“清剿”。

　　哈马斯目前没有被消灭，未来也不太可能被消灭，这是以色列最不愿意看到和承认的基本事实。
…(内容过长已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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