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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封锁线的国际友谊——宋庆龄与国际友人詹姆斯·贝特兰

发布时间：2025-09-11来源：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

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烽火燎原，前线军民的医疗物资极度匮乏。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宋庆龄以“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为纽带，联合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战，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护送英国友人捐赠的医疗物资前往延安，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幕。

1945年，贝特兰寄赠宋庆龄的签名照

1937年8月，日军侵占北平后，贝特兰和斯诺一起护送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等3名中共党员一同撤离北平。9月，贝特兰收到毛泽东的一封电报，邀请他作为第一个英国客人访问延安。贝特兰就此开始了他将近5个月的华北前线之行。他在延安逗留将近1个月，对毛泽东进行了采访，还目睹了黄克功事件公审大会，他被延安的蓬勃朝气和充满希望的感觉深深吸引。

1937年11月13日出版的延安《解放》周刊刊登了《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之谈话》，毛泽东亲笔题写了醒目标题

1937年9月，贝特兰（右二）在西安西京招待所与斯诺（左一）合影

华北前线严重缺医少药，周恩来想向宋庆龄求助，贝特兰成为最合适的带信人。贝特兰从此成为宋庆龄维系一生友谊的外国友人之一。1938年3月，贝特兰在香港第一次见到宋庆龄。他与很多第一次见到宋庆龄的人一样，被她外在的美丽、端庄和优雅所吸引，更被她对理想的坚贞不屈所打动。

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部分成员在香港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诺曼·法郎士、廖承志

4月初，贝特兰受邀参加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在香港银行家邓文钊家中举行的秘密会议。会议谈到急需在西北地区建立国际和平医院和继续组织募捐，并提出建立保盟。贝特兰随后将他的两位朋友——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和香港大学历史学高级讲师诺曼·法郎士介绍给宋庆龄。他们都成为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分别担任了名誉秘书和名誉司库。

保盟于6月14日在宋庆龄寓所正式宣布成立时，贝特兰已经离开香港，经大连、朝鲜、日本，去往美国和英国，此行的原因是宋庆龄对于他“前往美国和英国进一步推动建立国际和平医院”这一计划作了安排。1938年5月25日，宋庆龄致函贝特兰，表示希望看到贝特兰所写关于日本情况的观察报告，并感谢贝特兰对保盟创建的贡献。

右为贝特兰揭示西安事变真相的《中国的新生》（中文版，1939年出版）；左为书中刊登的红军照片

1939年4月，贝特兰应保盟要求离开英国启程来香港，准备去五台山敌后游击区，“组织在保盟支援下的西北所有机构发送定期报告”。他向保盟提出，他愿意去五台山为组建国际和平医院义务工作一年。

6月，贝特兰从香港出发，同行的还有汉斯·米勒、江涛声夫妇等。宋庆龄将护送大型救护车去延安的任务交给了他们。大型救护车由英国约翰·桑尼克劳夫脱爵士捐赠。将要护送去延安的，除了这辆庞然大物一般的大型救护车外，还有23辆卡车，均装满了医药器材和汽油。贝特兰说这是八路军迄今为止获得的“最多最珍贵的捐赠”。

1939年，宋庆龄在大型救护车前留影

贝特兰一行一路艰辛地经海防、昆明、贵阳、成都到西安。在贵阳图云关他还得了一场疟疾。在赴西安途中，贝特兰得知英法对德宣战，欧战爆发，于是他准备回国参加战斗。把大型车队护送到西安后，9月底，他回到香港，给保盟撰写了一篇非常有用的详细报告，报告车队一路的运输情况。随后返回祖国新西兰。

1940年6月，日军封锁香港。贝特兰在新西兰接到宋庆龄发来的电报表示，旅居海外的中国人面临新的危机，委员会需要贝特兰来帮助恢复它。9月6日，贝特兰抵达香港，随即接手《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以下简称《保盟通讯》）的编辑工作。宋庆龄向贝特兰指出：“重要的是我们的宣传。我们必须告诉海外的朋友，中国真正在发生什么事。”

1940年夏，贝特兰在菲律宾与从事工合运动的友人合影。左起：贝特兰、斯诺夫人、艾黎、克鲁特先生和夫人（负责菲律宾工合委员会的工作）、斯诺

1940年夏，贝特兰（左一）在菲律宾与斯诺、斯诺夫人、艾黎和卡尔逊合影

1940年9月15日发行的《保盟通讯》第20期开始出现“宣传：詹姆斯·贝特兰”字样

《保盟通讯》第26期上刊登的《坚持统一战线》一文

那时，国共关系渐趋紧张，统一战线正在破裂。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贝特兰编辑《保盟通讯》时，“摩擦”正处于白热化阶段，他在1940年12月1日发行的第24期通讯上刊登文章，披露了“最近在中国发生的摩擦”；在1941年2月15日发行的第26期通讯上，他又刊登《坚持统一战线》一文，分析了整个错综复杂的形势，说明了统一战线和世界形势的关系，详细描述了事变经过。

不久，英国驻重庆大使邀请贝特兰去重庆英国大使馆当新闻参赞。1941年春，贝特兰再次被宋庆龄召回香港，编辑保盟的《1940—1941年度报告》。12月7日，日本飞机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接着，日军又进攻香港，人们纷纷撤向内地。保盟的工作人员和宋庆龄一样，都坚持工作到最后。12月25日，宋庆龄才在“保盟”工作人员坚决要求下，搭乘最后一班飞机去往重庆。

贝特兰（中）在宋庆龄上海寓所花园同宋庆龄（右）合影

当时，香港正在猛烈交火，机场落入日本人手中。贝特兰投入保卫香港的战斗。这是他在来香港之前就作好的决定。贝特兰在香港沦陷后也被关进集中营，之后又被转到日本，在战俘营里倍受折磨，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

宋庆龄和贝特兰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并请他协助中国福利基金会聘请新西兰医护人员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贝特兰率领新西兰文化界人士访华团来华访问，接受了周恩来总理接见，并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

部分内容和照片来自北京宋庆龄同志故居、中国福利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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