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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 | 重新认识明清史：大历史观与中国史学创新


明清史研究辑刊
2026-07-30 12:24·天津·优质人文领域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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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在自身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特点 ， 其完整形态就是明清时期各方面的状 况 。 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 ， 我们对明清史的认识出现了一些偏差 ， 因 此以新的眼光重新认识明清史是我 们的重要任务 。 在改革开放时期 ， 我国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有了重 大发展 ， 演化出了偏重于社会史层 面和经济史层面的两个新学派 ， 即社会史学派和经济史学派 。 在今天 ， 重新认识明清史的主要条件更加 成熟 ， 为明清史研究中的创新创造了必要的基础。 明清史研究中的创新 ， 表现之一是大历史观的改进 。 在大历史观的指引下 ， 近年来我国明清史学界提出了诸如 “ 晚明 社会转型 ”“ 明清农商社会 ”“ 中 国的早 期工业化 ” 等新观点 ， 把过去在 “ 中国封建社会 ” 和 “ 资本主义萌芽 ” 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 研究 ， 推进到了一个更高 、 更深入和更全面的阶段 。 这充分表现了明清史研究的勃勃生机 。

关键词：明清史；大历史观；中国史学创新

有“人类的最古老的学问”之称的史学之所以长盛不衰，主要原因就是它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特别是到了20 世纪，史学创新更是成为常态，导致了各种“新史学”乃至“新……新史学”不断产生。在今天的中国，创新是时代的主旋律，在此潮流下，史学创新也呈现出了蓬勃的局面。本文将从明清经济史研究领域出发，就“大历史观与中国史学创新”这个主题谈谈我的一些浅见。

一、为什么要重新认识明清史

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由于经济史是研究“ 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因此也是史学的基础研究。

明清时期，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中国国内，自明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诸如“资本主义萌芽”等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世界上，大航海时代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导致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等格局发生了巨变 。内外变化相结合，使得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段历史所留下的遗产，对于其后的中国和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就中国而言，在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中，对我们今天影响最大的，非明清史莫属 。这一点，在中外史学界已成为共识 。例如徐泓指出：“作为晚期传统中国社会的明清时代是中国社会进入近代的前夕，是社会发展的过渡期 。因此，社会性质非常复杂，社会发展不平衡，新旧杂陈，发展与守旧并生，繁荣与贫困共存”，其中明朝的“支配体制与文化特质为清代所继承，……与清朝共同奠定现代中国版图”。何炳棣更专门撰文强调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他指出：“清史的重要意义一般来说，在于它的存续介乎传统与现代之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古代政权( ancien régime) , 不管后来的中国发生了多么大变化，清代的遗产依然是十分重要的 。不论了解较早期的中国，还是当代中国，清代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

明清史在世界史上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在明清大部分时期中，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疆域最广、治理最有效的国家之一 。史景迁( Jonathan Spence)做了这样的描述：

1600 年的中华帝国仍是当时世界上所有统一国家中疆域最为广袤，统治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 。其版图之辽阔无与伦比 。当时的俄国刚开始其在扩张中不断拼合壮大的历程，印度则被蒙古人和印度人分解得支离破碎，在瘟疫和西班牙征服者的双重蹂躏下，一度昌明的墨西哥和秘鲁帝国被彻底击垮 。中国一亿二千万的人口远远超过所有欧洲国家人口的总和。……

欧洲、印度、日本、俄罗斯以及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们都在力图建立系统的官僚机构，以扩大税源，更有效地管理日益扩大的疆域，同时为王室带来农业和贸易资源 。但是中国庞大的官僚系统已臻于成熟，千年的传统使其能够协调运行，丰富而稳定的律令体系将官僚系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至少从理论上说，中国的律令体系足以解决民众日 常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麦迪森( Angus Maddison) 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指出在 19 世纪以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经济体， 1820 年，中国GDP 占到世界GDP 的 1/3。弗兰克( Andre Gunder Frank)更认为：在明清时期，“全球经济可能有若干个‘ 中心 ’，但是如果说在整个体系中有哪一个中心支配着其他中心，那就是中国（而不是欧洲！）这个中心”“ (1800 年以前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 。这是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 中国贸易 ’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这些看法不仅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认可，而且也为西方社会所接受。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彭博新闻社2020 年10 月27 日发表的迈克尔 ·舒曼《中国势不可挡地崛起为超级大国是历史重演》，其中写道：“ 中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其说是惊天动地，不如说是回归常态 。中国在现代制造业和贸易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也是如此 。我们抱怨中国‘偷走 ’了我们的工厂，为商场里充斥‘ 中国制造 ’而烦恼 。但从历史上看，这个国家一直是主要制造中心和出 口国，能够生产出规模惊人的贵重商品 。 ……丝绸和瓷器都是中国的发明，是世界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消费品，也就是那个时代的iPhone”。这些看法是否正确，还有待学界进行深入研究，但它们的出现和兴起是向中国史学界发出的一个信号：人们对于明清中国经济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看法，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

诺斯( Douglass North)说：“历史是至关重要的 。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结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这个观点，马克思早在1846 年致安年科夫的信中就已提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 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 。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 决不能 。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 commerce] 和消费形式 。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 。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因此正确认识我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是弄清我们“家底”的重要工作 。由于明清时期与今天之间紧密的历史联系，正确认识明清中国的国情，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今天大家都在谈论“ 中国特色”。什么是“ 中国特色”呢？我认为就是中国在自己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传统，其完整形态是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各方面的状况 。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这个传统被视为完全负面的，致使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出现了一些偏差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个传统的正面也越来越多地被“发现”了出来。换言之，今天我们正在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待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历史，这就是本文标题所说的重新认识明清史。

二、明清史研究创新的条件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明清史，而今天也具备了重新认识明清史的主要条件。

我在过去发表的文章里，谈到史学研究的三大基本要素是史料、方法和问题意识 。在今天，这三大要素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为史学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在中国古代史中，明清史研究从这些变化中受惠最大。

在史料方面，明清史料本来就远比前代丰富 。在今天，海量的史料不仅被发现，而且也变得可以获得，出现了可以称为“史料革命”的巨大变化 。一个例子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代历史档案，总数约1 200 余万件（册），其中完好和比较完好、能够提供社会利用的，约有 1 000 余万件（册），不仅包括汉文档案800 余万件（册）、满文档案200 余万件（册），还包括蒙文、藏文、维吾尔文、托忒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及英、日、俄、德、法等外国文字的档案多种 。这些档案是研究清史的第一手史料，其史料价值不言自明 。在过去，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些资料中的绝大部分无法被利用。 2005 年底，该馆正式启动《清代档案文献数据库》重点档案文献数字化项目，采用最新信息技术和古籍数字化技术，有计划、分步骤地将这批文献整理出来，首批成果《大清历朝实录》和《大清五朝会典》现已推出，而最终将建成最具规模的清代档案文献专业数据库，建成之后，即使远在异国他乡也可以通过网络查阅和使用这些资料 。除此之外，还有巨大数量的其他类型的明清史料（ 如民间文书、考古发现、地方文献等），也越来越多地被发现、收集、整理和数字化，成为明清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 。因此，今天明清史研究者可以使用的史料数量骤然“暴增”了许多倍，他们能够看到的各种史料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是以往学者难以想象的 。这个重大变化为史学创新奠定了史料基础，其作用即如勒高夫所说：“历史学今天正经历着一场‘资料革命 ’，这一革命与新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史学研究方法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 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提出“新史学”研究应当“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借用方法，成为史学“科学化”的基本特征 。吴承明指出：经济史研究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具体而言，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可以利用的经济学方法，特别值得重视的有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制度经济学方法（也可称社会学方法）、区域经济史方法，等等”。这些方法，连同最近兴起的运用大数据进行研究的方法，相对于先前我们所使用的方法，都是新方法 。而我们过去使用的方法（例如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版本学等）也并未丧失其作用 。这些新旧方法各有其长处和短处， “ 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方法多种多样，使我们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采用最合适的方法 。这些方法，在明清史研究中都可以大有用武之地。

研究必须从问题出发，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问题开始，就是“ 问题意识”。年鉴学派高度强调问题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提出了“ 问题史学”的概念，作为年鉴学派史学方法论的核心 。费弗尔( Lucien Febvre)对此说得非常肯定：“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来，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 。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只有有了问题意识，才能去寻找史料和方法开展研究 。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顾颉刚谈自己治学的体会时说：“有了一种新的眼光再去看书时，就满目是新材料了”。要有新的问题意识，才会有新眼光，也才能从大家都熟知的文献中发现出新材料 。在方法方面也是如此，因此刘子健说：进行史学研究，最好的做法是“‘ 因问求法 ’，如同科学家做实验一样不断尝试终可能走出一条路来 。或许有人怀疑应当先有方法再寻问题 。这不对，应先有问题意识，再去尝试并强调‘学问 ’的‘ 问 ’”。

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提出的。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说：“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这些新问题是各个时代特有的，是人们所处的客观环境作用于主观的产物 。每一代史学家都会面对他们的前辈不曾面对的问题，从而产生他们自己的问题意识 。今天是一个国内外都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这给明清史工作者提出了更多、更大和更重要的新问题 。例如如何正确了解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如何深入广大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探寻他们的社会组织和心理状况；如何发现中国社会演变的内外力量及其相互作用，都是需要明清史学家进行深入研究，寻求更好、更全面的答案的 。这些“宏观”的问题研究，又是以众多“ 中观”和“微观”的问题研究为基础的 。对于明清史学者来说，因为可以研究的问题远比过去更多，因此可以创新的天地也比过去更大。

由于史料、方法和问题意识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明清史研究的创新条件已经具备，为广大明清史学工作者的创新工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基础。

三、大历史观与明清史研究的创新

在20 世纪后期的西方史学界，“微观史成为了史学的主流”，而“‘宏大叙事 ’( grand narra_ tives) —大框架、大过程、大比较—变得愈发不受欢迎”，有感于此，古尔迪( Jo Guldi) 和阿米蒂奇 ( David Armitage) 于2014 年发表《历史学宣言》( The History Manifesto) , 指出“微观史若不与更大的历史叙事相联系，不明确交代自身的研究想要推翻什么、坚持什么，那就很容易被人称为好古癖。我们希望复兴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它既要延续微观史的档案研究优势，又须将自身嵌入到更大的宏观叙事”“微观史档案研究与宏观史框架的完美结合将为历史研究展现了一种新的境界”。这个道理，早在一个世纪之前，王国维就已这样做了，治史“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

古尔迪和阿米蒂奇所说“宏大叙事”就是一种大历史观 。在各种大历史观中，最重要的是唯物史观（ 即历史唯物主义）。吴承明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或历史哲学，研究人类发展全过程的本原和发展规律，……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抽象”“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包括一系列原则和规律，不只是方法”。唯物史观之所以是大历史观，是因为它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和以社会生活某一局部领域、某一个别方面为对象的各门具体社会科学不同，唯物史观着眼于从总体上、全局上研究社会的一般结构和一般发展规律。

因为唯物史观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就不能仅以从世界某一地区在某一时期的经验得出来的发展模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中国文明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和最重要的文明之一，中国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从唯物史观来研究这些特点和规律，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任务 。这一点，对于明清史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如前所述，明清中国是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开始，而这个转变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近代社会转型，彼此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需要我们对中国、欧美以及世界其他主要地区近代社会转型的情况分别进行深入研究，对彼此的异同进行科学的比较，找出各个地区的不同发展模式，然后再确定适用于所有地区的发展模式。

我国的经济史学是从西方引进的，而近代西方史学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把西方经验视为人类社会变化的共同的和必然的规律 。我国史学家尽管在政治上和感情上都反对那种把西方视为至高无上的观点，但是也相信中国社会经济的演变，会沿着西方社会走过的道路行进 。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把中国历史的真实塞进西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受到许多中国学者的质疑 。我国史学界在1950—1965 年间提出了“ 中国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萌芽”两种理论，作为对西方社会经济演变模式的修正。

“ 中国封建社会”理论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理论创新 。我国史学界20 世纪50 年代从苏联引进的“封建社会”概念，是以西欧历史演变模式为标准的，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史学家提出的“ 中国封建社会”理论，实际上应当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理论，是一种新的史学理论 。以这种理论为指导，明清史学者开展了对中国传统社会各个方面（如家族、村社、民间组织、民间信仰等）的研究，为改革开放后明清社会史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 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也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重大理论创新 。这个理论打破了自黑格尔以来盛行于西方的“ 中国停滞”论及其变种和20 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流行的“ 冲击—回应”模式的束缚，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过去的历史，并且把研究重心放到中国自身，而不是将近代中国经济的变化归之于外部因素（特别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作用）。在寻觅资本主义在何时何处“萌芽”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对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等至关重要的问题，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这些成果，为改革开放后明清经济史的兴盛提供了必要的起点。

这两种理论都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并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范围，对明清历史和近代西方历史进行长时段的比较研究，因此是一种大史观下的研究。

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的社会经济史学有了巨大发展 。随着研究日益深入，以上述两种创新理论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史学，演化出了偏重于社会史层面和经济史层面的两个新学派，它们可以称为社会史学派和经济史学派。

社会史学派的奠基人是傅衣凌 。傅先生特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了解明清基层社会的真实情况，强调地域性的细部研究、特定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把个案追索与对宏观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大势的把握有机结合起来，注意发掘传统史学所轻视的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帐籍、碑刻等）等史料，倡导田野调查，以今证古，等等。②在他的影响下，社会史研究的民间取向逐渐得到史学界的认同，并开始以“从下往上看”的视角和价值立场重新审视历史 。在改革开放时期，明清社会史研究有了长足发展，成果丰硕，建立了一些意义重大的新研究范式，在“乡族社会”框架下对普通民众的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信仰体系、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研究，都取得了为国内外学界重视的成果。

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吴承明 。吴先生本是“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研究中最有建树者，但是他的眼光却远远超越该理论 。早在20 世纪80 年代初，当我国经济史学界还在生产关系研究的圈子里打转的时候，他已经着手研究市场以及其他与经济近代化有关的问题了。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自身蕴藏着众多向近代化转型的能动的积极的因素，而其市场史研究则是对这一预设的实证考察 。同时，他也对经济史方法论展开了积极探索，构建起一个经济史研究的方法系统 。在他的影响下，我国的经济史研究日益更为专业化和更加国际化，取得了为国际经济史学界所重视的重要研究成果 。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史学会也于2002 年加入了国际经济史学会，并于2004 年成为该组织执委会成员国之一。

这两大新学术流派的形成，是我国明清社会经济史学界在改革开放时期所取得的重大创新的产物，并且导致了这一时期明清史研究百花齐放局面的出现。

史学工作者必须把自己的研究置于一种大历史观下，其成果才能获得更大的意义 。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中国日益深入地卷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在这个进程中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因此明清史学者更需要将自己的研究放在全球史这样的大历史观之下，才能更好地创新。在近年来兴起的“丝绸之路”研究热潮中，得益于与各国学者的密切交流、大量中外文献的可获得性、各国考古的丰硕成果，明清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交流的历史的研究突飞猛进，从而使得国际学界得以进一步了解中国 。同时，以往我们的比较研究虽然被称为“ 中外比较”，但实际上大多只是把明清中国和近代早期的欧洲或者某个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进行泛泛的比较 。近年来，在全球史观的框架中，明清史的比较研究也得以大大改进，不仅被纳入比较的地区或国家增加了，而且比较的时空范围、对象和内容也有了更加合理的界定，所用的方法也更加科学，从而使得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在国际学界中得到更大的认可。

在大历史观的指引下，近年来我国明清史学界提出了一些如“ 晚明社会转型”“ 明清农商社会 ” “ 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等新观点，把过去在“ 中国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更高、更深入和更全面的阶段。

我以上谈的主要是明清经济史研究的情况，但明清史研究的其他领域的情况也与此大同小异，这些领域也同样受惠于改革开放以来在史料、方法和问题意识诸方面的巨大变化，出现了各种创新 。明清史研究中的“ 旧”的主流学科领域（ 如制度史、政治史、文化史、边疆史等），使用新史料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的新成果不断推出；而一些先前没有或者较少被关注的学科领域（ 如人口史、环境史、医疗史、性别史、观念史等）如今从无到有或者由小变大，发展成为明清史的“新”的重要分支学科 。这些创新，使得我们的明清史研究成为一个百花齐放、新意盎然的广阔天地。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下，创新总是要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只有站在巨人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从而也才能真正创新 。明清史研究中“ 中国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萌芽”两项研究在今天的衍生物，就很好地体现了史学的传承与创新 。因此，今天我们重新认识明清史，本身就是中国史学传承和创新的必然产物。

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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